沈 立 人
刘国光同志关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经济学的言论，意在挽狂澜于既倒，具有壮胆和伟识；但是能否振聋发瞶，尚待众擎共举。这不仅是学说或流派之争，而是中国怎样推进经济建设和走什么道路之争；也不仅是对未来筹措的选择，而是对既有业绩的评估，都关系到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命运和前途。
已有多年以来，虽然中央文件坚持原则，但是某些部门领导和地方负责人，学历提升，知识西化，所说所为常有偏差，并且酿成了不良后果。检验当前的实践，社会主义的本质淡化、色彩异化，可以举出众例如下：
改革的方向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人认为应当取消社会主义特征，不尽公开的理由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无法兼容，进而肯定市场万能，质疑任何国家干预和调控。商品市场如此，要素市场更如此。延伸到国际化，更是彻底自由化，作为全球化的信徒，否定对民族经济的必要保护。其实，别人并不这样，我们就被动了。
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原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有人认为，公有制是虚拟，产权明确以人格化即私有为基本。这几年，把企业改革变为改制、转制，不少地方先后厉行民营化，其实是私有化或非公有化，口号有“国退民进”、“退出一切竞争领域”甚至赞扬“卖光”。其结果，“黑箱”育成少数暴富，广大职工受损无益，包下了所谓改革成本。
分配的原则曾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与一般流行的寻求“效率与公平的平衡”不同。而在实践中，把效率优先理解为对管理层加工资，对劳动力讲廉价，以致贫富分化、两极悬殊，基尼系数不断上扬，仍在讳疾忌医。有人提出要更加注意公平，却被指斥为倒退，言下之意，还要拉开。其结果，征税主要针对工薪阶层，而对按要素分配者大放水；发展成果为极少数人独吞，略有布施其他，决非惠及全体。
阶层分化后，出现劳方和资方，劳资关系普遍对立；按照新民主义政策，该是“劳资两利”。实际做法却否，处处向私方倾斜。农民工的索欠薪至今未全解决，加班加点多而不给加班费的呼声甚急，生产不讲安全以致矿难不绝，责在何方？
当前 呼声，媒体宣传与民间反映，大相迳庭。如上面提倡“减员增效”和大拆大建以及买断工龄，而下面则受失业之惨，并对把再就业率定在50%深感恐慌；公务员几次加工资，厂长经理改年薪而增至十倍、几十倍，多数蓝领10多年工资未增、即增也赶不上物价；经常宣传推广低保，而享受低保者认为这辈子完了；教育、医药和买房支出，被称为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以及宣传全面小康即将在某些地区率先实现，多数群众缺乏认同感，并说：“让老板和官员们去享受小康，其实你们早已不止小康了！”诸如此类，正如群众怀疑：这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有人包括某些经济学者却解释：这些是合理的、难免的，至今在可以承受的范围内，符合经济学原理和市场经济法则。显然，他们奉行的只是西方经济学的原理和法则，而离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经济学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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