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未忘记他们的真名。北宋淳化四年,茶贩王小波在青城山聚众而起,面对“博买务”官营垄断对茶农的残酷盘剥,他喊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九百余年后,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年轻的共产党员王佐因革命坚定、年纪最轻,被毛泽东亲切地称为“莲花小王”。几乎同时,在丰滦密抗日根据地,文武双全的八路军指挥员王波,因其文学才华被战友们誉为“小高尔基”。
从均贫富的古代呐喊,到求解放的近代烽火,这些“小王”们并非抽象符号。他们曾是具体的茶贩、农民、知识青年,最终都成为了打破既定秩序的革命者。他们的行动,恰恰为今天流水线上思索着“为什么总是我们熬夜班”的小王,提供了一个跨越时空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注脚:劳动者的历史,是一部从“被定义”走向“定义自身”的觉醒史。要理解历代“小王”们行动的根源,必须回到劳动本身。马克思揭示了劳动的两重维度:一重是作为“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即人自由、自觉改造世界,实现自身本质的创造性活动;另一重,在特定生产关系下(尤其是资本主义下),劳动则异化为“雇佣劳动”,劳动者及其劳动力成为了抽象的、可被买卖的可变资本。
北宋“小王”面对的,是封建官府凭借政治权力,将茶叶的种植与贸易这一“感性的对象性活动”异化为掠夺茶农生存资料的工具。今天工厂里的小王面对的,则是资本逻辑将他的劳动时间彻底抽象为价值增殖的计量单位。两者本质相通:当劳动与其本真目的(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发展)相剥离,劳动者便与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过程乃至自身“类本质”相异化。王小波们“疾贫富不均”,疾的正是劳动成果被残酷掠夺的不公;现代小王们困惑于价值分配的结构性失衡,困的也是劳动异化下的主体性丧失。
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分析不止于揭示压迫,更在于发现历史变革的能动性。劳动者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是革命性飞跃的关键。历史上的“小王”们,率先完成了这种觉醒。王小波将经济苦难升华为“均贫富”的政治纲领;王佐在日记中写下“人,要有信仰,信仰能产生用之不竭之动力”,并付诸创建农会、接应红军的行动;王波则在家书中立下“抗日胜利之日就是你我夫妻团聚之日”的誓言,最终血洒疆场。他们的行动,标志着他们不再仅仅是受苦的阶级,而是认清了自身历史地位、掌握了斗争方法的自觉阶级。 他们用实践诠释了:打破异化,不能靠被动承受,而必须通过 “人的主观能动性” ,在既定条件下创造新的可能性,即改变生产关系。
今天的小王们,正处在同一条辩证法的道路上。他的二重性——流水线上抽象的“劳动力”与生活中具体丰富的“人”——正是当代劳动异化与反异化斗争的微观缩影。他学习技能、争取权益、思考结构性问题,这些看似细微的抵抗,正是“自为”意识萌芽的星火。从王小波“均贫富”的朴素起义,到现代小王对“生产关系”的追问,其内核一脉相承:对劳动异化的反抗,最终必然指向对塑造这种异化的社会关系的改造。
因此,“小王”的真正定义,并非一个固定的身份或职业。“小王”是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范畴,是处于特定生产关系中的、正在经历从“自在”到“自为”觉醒过程的劳动者的总称。 古代的他是失去生计的茶贩,革命年代的他是追求解放的农民和知识青年,今天的他是操作数控机床的产业工人。他们的具体处境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演变,但核心矛盾始终是:作为历史创造主体的劳动者,如何挣脱被异化为客体的枷锁。

回望历史,王小波、王佐、王波这些“小王”们,用生命为“劳动解放”写下了悲壮而辉煌的序章。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觉醒或许始于对个人处境的反思,但必将通向对集体命运的关切和对更合理社会形态的求索。今天,当新一代的小王在夜班灯下学习、在班组会上辩论时,他不仅在为自己的命运抗争,也在无形中回应着历史长河中那些“小王”们的呼喊。这呼喊的核心,从未改变过——那是对作为“人”的完整性的追求,是对将劳动复归于人之自由本质的永恒渴望。 历史的“小王”与今天的“小王”,在这一追求中,达成了跨越时空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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