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高明乡村调查（7-9)：相对于集体时代乡村治理令人失望

相对于集体时代，现在的小偷小摸已严重得多，乡村治理令人失望。目前，基层组织还在，但在治理小偷小摸方面似乎力度不够，政府也只对重大的案件进行治理，如凶杀死人或重大盗窃，有人报案派出所会出警，而对于小偷小摸几乎无能无力。

乡村调查之七：得癌症的多了

　　蒋家庄的村民，第一次听说癌症这个词，是上世纪70年代。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去世，因患癌症医治无效去世，县有线广播里传来这个消息。村民们悲痛之余，私下互相打听，癌症是什么样的病，那么厉害，连国家都治理不了。可见，40年前，癌症对于村民完全是很新的名词。

　　如今，村民们因病去世的多了，而更多的病，都是在医院里查出癌症来。先是村民感觉某个部位不舒服，疼痛难忍，送去医院检查，往往都是癌症后期。后来这样的事情多了，谁家发现有人疼痛，就猜想是不是又是得了癌症。

　　癌这个字里有三个口字，病从口入，癌症也多是吃出来，喝出来的;更有空气中致癌物，通过呼吸也能够进入人体。村民们得肺癌、食道癌、肠道癌的多，就很可能与空气、水和食物污染有很大的关系。

　　村民们常年接触农药、化肥、除草剂、农膜，农药和除草剂对人体的伤害很大。村民们向我反应，打除草剂的时候连窗户都不敢开，气味很难闻;打农药时有时浑身红肿，洗澡都不管用;他们在田间地头焚烧地膜时，点着火走了，但空气中的二噁英致癌物却进入了大气，上百年不能降解，对于这一点，村民是不知晓的。

　　村民蒋广元患食道癌去世了，去世的时候不到60岁，他是典型的农药致癌患者。他长期吃住在苹果园，每年打20多遍农药，近距离喷洒农药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他就地掘井，长期饮用被农药污染的水，后来出现胃疼，送医院检查时已经到癌症后期了。

　　会计那里保留了村民死亡的较完整记录。1992年至2009年以及2013年的死亡人数及寿命(2012年空缺)，总计19年。过去有记录的19年中，总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男性56人，女性53人。

　　调查中得知，农民死亡原因中，90%以上为各种疾病，其中以癌症为主，而癌症在30年前的该村，几乎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名词。最近10年来，除了写明服毒、上吊死亡、事故外，该村农民死因均为病死或癌症(病死也多为癌症)，而自然死亡的比例很小。说明死亡的农民并没有达到自然寿命。

　　进一步分析发现，该村庄农民平均死亡年龄65.73岁，扣除自杀等意外因素，平均寿命70.63岁，其中，男性69.95，女性70.99岁。过去20年中，中国人平均寿命中，男性为72.05，女性为75.35。与全国平均值相比，该村庄男性寿命下降了1.42岁，女性下降4.36岁。女性寿命下降超过男性，可能与农村妇女生活压力增大和替代男性从事有污染的繁殖农业劳动有关。无论哪种分析，该村农民的寿命已低于全国平均寿命平均值，减少寿命1.43-4.36岁。女性寿命高于男性是不争的事实，但女性寿命下降高于男性，更应当值得重视。

　　青壮年外出打工者，也有患癌症的，且回家时如得了癌症，原工作单位就不管他们了。石桥村有个青年在某木板厂打工，由于长期受甲醛污染，患气管癌，喘不上气来，医院给他外接了一根管子呼吸，只有熬几天日子而已。

　　不难看出，留守农村的老人和妇女去世，以癌症为主，尤其妇女多，她们的平均寿命在下降;外出打工的青壮年工伤事故多，有些村民因打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农民生病或查出癌症来，由于经济条件限制，多选择熬日子。如不得已去医院，检查或拿药，那里的病人更多，而病人中农民的数量大大增加。某市人民医院常常是人满为患。

　　病人增多带动了一个更大的产业即医药制药厂，全省最大某制药厂就建在邻县，村里有些年青人也去打工。笔者的一个远方亲戚就在那里干活，据他透露，他们制造的药主要供全省的各大中医院，生意很好。一个医院仅从他们药厂就进20亿的药。。。

　　制药厂生产的人药，通过专门的销售公司推到医院与私人诊所，越质量差的药越贵，提成越多;医院病人像“赶年集的”,病人负责消费了劣质药品，其治疗效果不得而知。

　　我们的经济模式造成了大量污染，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致使农民生病越来越多，医药厂和医院无形中助长了病人数量增加，政府高额补贴农药、化肥、农膜、除草剂、医疗产业，客观助长了农药、化肥、除草剂、农膜和劣质药品的泛滥，以及医院病人的大量增加。

　　农药厂、化肥厂、除草剂厂、兽药厂、人药厂、医院、殡仪馆、墓地，先污染生态环境，再制造病人，再治疗病人或治死病人，从而销售大量化学品，好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图片来自网络http://image.baidu.com/search/index?tn=baiduimage&ct=201326592&lm=-1&cl=2&ie=gbk&word=��֢��Ƭ&fr=ala&ala=2)

　　乡村调查之八：相对于集体时代乡村治理令人失望

　　小偷小摸在农村是一块很大污点。有人说农民自私，爱占小便宜，因此小偷小摸就消失不了。

　　然而，相对于集体时代，现在的小偷小摸已严重得多，乡村治理令人失望。目前，基层组织还在，但在治理小偷小摸方面似乎力度不够，政府也只对重大的案件进行治理，如凶杀死人或重大盗窃，有人报案派出所会出警，而对于小偷小摸几乎无能无力。

　　小偷小摸的盛行与农民思想意识发生的重大变化有关。在传统的文化意识里，小偷小摸一旦被人发现是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的，在村里是灰溜溜的。然而现在不同了，只要有钱，照样大摇大摆。一些小偷暂跑到外面躲避一段时间，天知道他们在外面又是怎样发的财，开辆汽车回村，还会被人认为是能人，还能吸引年轻的姑娘。

　　这要放在几十年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在笔者印象中，某村一共出现过两次较严重的盗窃事件，都是本村村民所为。

　　前一个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与邻村村民合伙偷牛，抓住被判处三年徒刑，释放后闯关东，回村后尽管挣了些钱，终因名声不好，一辈子没有说上媳妇，抑郁而终。

　　后一个盗窃案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也被立案判姓，释放后也出去闯，挣了些钱回家，因为有钱，加上能说会道，竟然找到了媳妇。结婚后老毛病有犯了，竟然将邻居的女人也偷了出去，在当地的地级市非法同居住了三年。

　　两个小偷人长得都非常精神，按照现在的说法都是“帅哥”标准的，但由于做小偷小摸的时代不同，其命运也不同。前者发生在一个集体主义精神加传统文化为主流、社会风气很正的时代，后者发生在崇拜金钱、社会公德被边缘化的时代。尽管村民对小偷小摸恨之入骨，但由于时代变化，恨也不管用，只有自保。原本夜不闭户的农民，也跟城里那样，装上了防盗门，连孩子去上学也要大人来接送了。

　　即使多重防护，小偷小摸还是不断出现，他们主要针对大田里的庄稼或者设施下手。

　　一个月前，我们为村民免费安装的1盏太阳能诱虫灯被偷，损失3000多元，这是第2次被盗诱虫灯;去年10月，我们辛苦一年的有机苹果被小偷洗劫，损失3万多元。

　　在农村一线实验9年中，我们损失的实验材料无数，仅我们知道的就有：研究生丁娜损失杀虫灯2台，电线100米，木质电线杆1根;博士生刘海涛损失实验标示木牌10块;博士生孟杰，损失有机苹果3000斤;博士生郭立月，损失太阳能杀虫灯2套，交流电杀虫灯2盏;科研助理曾彦损失尼龙网1500平方米，防鸡网无数;农场损失看家狗看门狗10只;捕鼠猫6只;被毒杀鸽子50只;被盗笼养鸽子40余只;车用蓄电池1个。其余损失粮食之类无法统计，甚至我们放在地头的牛粪都被盗窃。

　　现在小偷小摸有些已发展成职业，有人骑摩托车偷猫和狗，这样的人多为外村人，大白天也可干，专用工具，下手快。他们偷的猫和狗，卖到城里冒充羊肉串被吃掉了，由于货源不愁销售，村里白天见到的猫和狗几乎没有了。

　　村里还有一种偷动物的，是一些游手好闲之徒，多为年轻人，他们养殖一种很凶的狗，村民加这种狗为“细狗”，细狗是家狗的克星，家狗见到这种狗，腿就吓软了，被要死后拖回主任卖给狗贩子。对于这种公开的偷窃，村民敢怒不敢言。村干部为躲事，往往也不过问。

　　有些地方还流行偷孩子偷器官，所幸蒋家庄村目前还没有发生如此恶列的盗窃行为。

　　万能的市场理论，造假了小偷小摸由地下到半公开，到公开。如果从源头堵住买卖，更关键的是，从社会的源头发出强烈的呐喊，形成威慑力量，小偷小摸或许会偃旗息鼓。

　　对于小偷小摸，建议有关部门必须重拳出击，现在农村多以留守的老人、妇女和孩子为主，如果他们的安全得不到保护，发展再好的经济，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也是枉然。

　　上图：被偷去太阳能杀虫装置的底座;下图：小偷没有来得及背走的有机玉米。

　　乡村调查之九：尴尬的农村殡葬制度

　　在蒋家庄，原来有块公墓林，过去都实行土葬，埋葬的都是蒋家庄去世的农民，以蒋姓为主，外性也允许。我们叫这片墓地为老林。老林里种植了很多树木，以侧柏为主，坟头上长满了草，小时候几个胆大的小伙伴经常进老林是拔草。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这片老林被平整，如今变成了良田。

　　然而，老林被平整后，没有来得及划出新的墓地，就赶上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就是分地单干。当时，村集体并没有将所有的土地都分掉，尚保留了5%的集体土地，、这些土地成了村民埋死人的首选之地。后来，这些集体土地也被承包了出去，这样村民就不能随便到别人家的承包地上埋棺材了，只要在自家的承包地上就地掩埋，客观造成了坟头遍布农田的奇观。

　　中国城乡实行丧葬改革40年以来，虽在城市减少了死人占地，但在广大的农村，尤其华北平原上的农村，似乎收效甚微。继火葬后，农民重新恢复土葬风俗，他们将骨灰盒放置在棺材中下葬，这样就造成了对待逝去亲人的新做法：火葬+土葬。

　　由此带来的新的问题是：火葬增加环境污染，还增加了农民经济负担;土葬因无固定的农村墓地，农民随地埋葬，不仅占用大量耕地，还造成因无规则土葬行为，造成坟头遍布农田，对机械耕作造成更大的困难。

　　家庭联产承包时按照绝对平均主义实行的，即好地、中地、差地大家均分，谁也别想占便宜，谁也不能吃亏，这样就使土地更加分散，更加碎片化了。农民家里故去的亲人是不能埋在别人家的耕地上的，而自己的耕地分散在多处，客观上造成了土葬点的凌乱分布。另外，农民大都是迷信的，他们对逝者是非常虔诚的，坟头的选择不是自己定的，而是请风水先生，那些风水先生的“金口”指点，很多情况下都是主观行为，更加造成了坟头的无规则分布。

　　几十年下来，中国农村由固定的祖坟墓地，发展成为坟头遍布农田，重新出现了死人与活人争地现象。而过去一片祖坟可以维持几百年的，现在因无固定墓地维持不了几十年。

　　我们租用农民的科学试验田，在试验开始的2009年只有坟头3处，现在增加到了11处。学生们(尤其女生)最害怕在实验过程中遇到坟头，要是天晚或一大早，女生们是根本不敢去取样的，只有邀上几个男生壮胆。

　　火葬与土葬二者只能择一，而农民却将其二合一。一是农民的传统意识很难改变，二是现行的殡葬制度改革出现了漏洞。可见农场殡葬制度需要进行新的改革。或者是借鉴城市的做法，恢复家族墓地，实现严格火葬，仅留骨灰和排位，减少占地;或者根据中国农村实际情况，恢复土葬(不经火化)，但需要严格不留坟头，农民自己记住位置，到重要的纪念日祭祖。后者不占地，农村土地可永久耕作，农民不受平坟之痛。

　　对于目前日益增多的坟头，看看还需要来一次平坟运动，村民为这些坟头也很伤心，只要上级有政策，他们还是愿意配合的，毕竟私人与活人争地不是个办法。群年河南省有地方开展强制平坟，似为不妥，应加大宣传力度，耐心做通农民工作。蛮干不利于问题解决，毕竟入土为安，家有去世的人，不能伤口上去撒盐。

　　然而，上述存在的现实问题，也不能不考虑，任其发展也不是个办法。具体如何实施，应当尊重农民的选择，尤其村里那些德高望重的老人的表态。民政部门应当耐心走访群众，多征求意见，最终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