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对90时代末期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的建设性回应，当代乡村建设以针对“三农”问题的不同面向为着眼点，逐步发展成如下文所述涉及不同重点与主体的五大体系。需要指出的是：这几方面并非预先整体的设计，而是在实践过程与现实互动中，根据实际需求与现实问题不断展开的。
第一大体系：学生下乡 教育支农
自2000年始，后来发展为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2004年)的《中国改革》杂志社大学生支农调研项目在负责人刘老石的带领下，发起“大学生支农调研活动”和“大学生新农村建设行动”，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该活动通过组织动员高校学生利用“五一”“十一”及寒暑假下乡开展支农调研、支教扶贫、社区培训、建立信息站，以及组建农民合作与文化组织等，十多年来吸引了240多所高校的学生广泛参与，同时在校内组建涉农社团，至今已连续举办二十届全国大学生支农调研交流会，培养骨干成员近千人，影响大学生志愿者达10万人。
这些完全民间且自下而上的支农活动在当代乡村建设的初期阶段发挥着“酵母粉”的作用，既在与农民的结合过程中激发大学生内在的自信与创造力，并根据农村的需要，把相关信息传播到农村，农民则因对这些富有献身精神的大学生的崇敬而产生一种凝聚和协力的可能。
十年来，该实践由假期支农等较为单一零碎的形式逐步扩展为包括休学支农、毕业蹲点、返乡创业等多元化参与形式与另类教育系统。为了点面结合地进行深度支农与人才培养，自2005年起，梁漱溟乡建中心已举办十期“农村可持续发展青年人才培养”项目，每年通过组织几十名大学生和研究生在各类乡建基地开展为期一年的系统实践，将个人成长与农村发展结合起来，在对乡土社会的近距离观察中重新认识自身与土地、农村乃至社会的关系，努力把自己锻造成为乡村建设多面手。
利用很低的成本却获得巨大的社会价值，该实践不仅在建设乡村与自我成长两个层面发挥着积极意义，还为更为广阔之当代乡村建设做了重要的出发点准备、人才储备、思路铺垫与基地建设。无论随后成立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还是河南兰考、安徽阜阳等遍及全国的各类乡建试验点都深受影响。
看似分散随机的支农实践自有其内在动力与社会基础，其意义除行动本身所产生直接效果外，还有力挑战了教育人才城市化的主流思路，进一步从教育支农与知识再生产的角度，开启了引发“三农”困境之外流三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的率先回流，同时营造有利于城乡平等互动与乡土价值体现的新舆论环境与社会空间。
第二大体系：农民合作 改善治理
如何理解田间地头所观察到的乡村现状与关键问题?如何在调研所收集并呈现各种“缺”(钱、人、市场、技术、信息……)的纷繁复杂中找到主线?如何挑战先入为主的“匮乏视角”，去发现并激活底层民众和乡村社区所蕴含的巨大潜力?类似困惑成为青年学生在下乡和支农过程中不断面对的问题。
与这些困惑同时存在的，则是支农队员和乡建工作者在实践中总结的当下乡村基本现状：一方面是原子化的个体小农根本无法抵御市场风险及已渐成规模之资本集团的竞争。另一方面是社区凝聚力很难得以建立，无论是农田建设、还是乡村道路基本建设等公共事业常陷困境，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更日益加剧了这些问题的突出程度。
作为下乡支农总指导和当代乡村建设实践的发起人，温铁军结合自己长期的农村调研经验认为：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压力不可逆的条件下，应该通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并在乡土社区内部形成可维护的契约关系，增加其谈判地位同时减少与外部市场的交易成本，以此维护农民和乡村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
因此，北京梁漱溟乡建中心在动员组织下乡支农的同时，将各种类型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区别于建国初期服务于工业化原始积累所需要的合作化运动)作为学生和农民结合后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向与内容。自2003年至今，在国家政策与现有乡村经济文化条件下，推动包括购销、金融、文化、养老、技术等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在全国十几个省近百个村庄推动建立以农民合作组织为载体与内容的当代乡村建设试验基地。与此同时，成立于2003年7月19日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则从2004年4月18日开始面向全国免费举办农民合作组织培训班。截至2007年4月16日止，学院共举办农民培训17期，培养各地农民带头人779人，推动全国范围内几十个农民合作组织的成立。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组织合作的方式有利于帮助农民从“个体”转化为“主体”，不仅可以弱化风险、提高自身能力，更为当前一盘散沙的乡村社会重新整合以促使“三要素”回流提供载体。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同样也发现：新兴单一形态或业务的合作组织常显后劲不足且遇到较大困难，既因力量单薄和空间有限，更由于当前外部环境整体不利于农民走向合作，各种有利政策与扶持都存在可能的“被精英捕获”。在此情况下，农民合作组织应分别朝业务上的“多元综合”与区域上的“跨越城乡/产销对接”方向拓展。
第三大体系：农业创新 城乡融合
2005年11月，经青年学生支农动员与农民组织培训后，河南兰考南马庄村成立了农民合作社并在随后朝生态方向转型，然而合作社一年辛苦所生产的10吨无公害大米却在洛阳销售时被骗，证明在一个亲资本且脱嵌于社会的经济环境下，组织起来的单一合作社仍然无法摆脱困境，无奈之下的社员将大米拉到北京闯市场而引发广受媒体关注的“教授卖大米”事件。在此基础上，2006年11月29日，时在河南兰考挂职的中国农业大学博士何慧丽在北京探索形成市民预付定金的“购米包地”机制，同时组建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以将合作组织与可持续教育从单独的生产者扩展到都市消费者与普通市民中。
除南马庄合作社个案外，化学农业的不可持续性与单纯生产者合作无法解决市场出路等困境在此前后则在不同合作社广泛存在。为进一步促进合作社的联合并对接同时组织起来的城市消费者，2006年4月28日，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联合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中的七家农民合作社在北京成立国仁绿色联盟，希望通过在城乡两头协力工作以破解难题。与此同时，先后开展免费农民合作组织、生态农业、生态建筑、各类乡建培训等教学试验研究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则于2007年因不可抗力转型为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并与由“购米包地”所引发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结合，将工作场域和业务领域拓展到城市与消费者，于2008年3月在北京郊区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发展市民参与式生态农业，推动归农运动，实践融合都市与田园的“半农”生活，让市民在农耕中生产食物、锻炼身体、滋养心灵，建立新型人际网络和城乡关系，恢复农业的多功能性，以此探索新条件下的农业“三产化(农业与服务业结合)”与“社会化”创新。
这些见招拆招的实践可以总结为：一方面，单纯的“就农业论农业”已经不能解决当下农业的深层困境，在普遍而又急速的城市化影响下，传统乡村不再是当代乡村建设更为恰当有效的分析/实践单位。不管承认与否，经由大规模城市化、二十多年持续务工潮与大众文化的乡村覆盖，城市与乡村之间实际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常见的“城乡脱钩论”看似保护乡村，实则不利于对刻板定型化的城乡关系与困境现实构成实质性挑战。当代乡村建设希望以更为积极的角度，在组织农民和生产者的同时，进一步组织市民和消费者，以公平贸易为手段，让来自城市和消费者的合理利润直接返回生产端以进行生态补偿，这种参与既有利于让农民和其他可持续农业的从业人员获得必须且可贵的尊严，还可能推动生产者与消费者、农民与市民、农村与城市的大联合，重建社会的信任与合作机制，实现城乡良性发展。
另一方面，乡建视野下的农业创新不是一般意义的破旧纳新，也非让农业在与“二产”比较中强化其基础却弱势的地位，更不是以消费为导向的空间开拓，而是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根本转换。它通过与“三产”的联手及以“农业进城，市民下乡”为表现之多元探索，重新认识土地价值并审视城乡发展，进而探索城乡良性发展道路。
第四大体系：工友互助 尊严劳动
在当代乡建初期，有实践者指出应该将“三农”问题拓展为包括农民工议题在内的“四农”问题，因此，从文化、经济、法律等角度对农民工的各种服务与组织自然成为当代乡村建设另一重点工作领域，同时也是相较于历史乡建的新问题与新发展。
乡建视野下的工友工作，由于充分认识到乡土作为底色的国情特点与城乡双向流动的长期性，一方面通过前述在乡村推动的合作组织与社区建设以稳定乡土社会基础与可持续条件，为未来可能的各类返乡做准备，同时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下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变，积极引导工友通过城乡互动与农业创新等方式返乡创业;另一方面，在城市中的农民工聚居区开展包括文化、法律、经济等在内工作，培育新工人的主体意识与地位，以互助实现自助。该部分工作与前述参与式社会农业共同构成乡村建设在城乡间开展互助创新的两种主要类型。
最早在城市推动工友服务与互助组织的乡建团体为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该组织成立于2002年，立足农民工聚居区，致力于服务工友群体的社会、文化、教育、权益维护及其生活状况的促进与改善。主要项目包括新工人艺术团、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商店、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流动的心声儿童发展教育项目、同心创业培训中心、新工人网等。此外，杭州草根之家和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所推动的国仁工友社区大学也分别在杭州、天津、福州、厦门等地开展以服务和互助为主题的相关实践，以让工友过上幸福有尊严的生活为目标，同时面向打工者进行平民教育探索与推广。
工友服务与其他三种形式的乡建实践互为补充、相得益彰。虽然从文化入手，但却尝试突破一般的工具性手段或意义，通过创造一种源自生活的新文化以重建让新工人富有尊严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提高打工者组织化程度与主体意识，学习应对城乡二元体制与外部风险转嫁的各种能力，夯实新工人群体在日益激进社会变革中进行自我保护的社会基础。虽然以日常点滴的服务和类似公益项目为表现形式，却在城市中心与消费主义的重围中艰辛可贵的开拓延伸出与成人教育、生态农业、新媒体、流行文化的创造性结合，不断扩大实践边界与辐射影响。
第五大体系：社会参与 文化复兴
正是通过这些不同形式却彼此配合着逐步展开的实践，让我们看到乡村建设的复杂面向与多元空间。就在当代乡建团队规划讨论未来新十年的2012年底，包括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北京晏阳初平民教育发展中心、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等多家着力于不同对象和领域的乡建机构联合发起“爱故乡-发现故乡之美”系列活动。该活动主张跨界行动，希望打破乡村建设专职专业的主体限制，挑战乡建内部可能存在的自话自说与情感牢笼，通过广泛发动高校大学生、打工青年、定居城市“农二代”、文艺/建筑工作者等群体，利用各种“回乡/去乡”机会重新认识与理解乡土，让百年乡村建设所传承和蓄积的生态文化底蕴和具有现代批判反思能力的进步知识分子结合起来，创造有利于生态文明与可持续社会建设的文学、音乐、绘画、体育等文化，以对抗乡土社会所面对过剩生产压力下流向农村之资本化大潮的卷入与冲击，提升乡土社会的凝聚力和价值自信，动员更加多元群体参与到重新发现故乡的乡村建设中去。
该活动只是引子，由此展开了当代乡建的第五个重点内容与领域。此处之“故乡”，非个别或地理范畴，更广义指称乡土社会这一梁漱溟归纳下中国文化“有形之根”及生态文明视野下多元社会的别样可能。需要“发现”的非仅是故乡在现代坐标与逻辑面前的陷落与节节退败，还包括主流逻辑本身及其与资源环境各种限制间的内在矛盾和张力冲突，以及厚重乡土所产生无声但不息的突围努力与各种新可能性。
所以，发现故乡视野下的跨界联合不限于具体实践之间，还包括“实务行动”与“理论生产”这样的互动跨界，其也是近年来乡村建设实践努力在学院体制内部生长，希望通过新的视野坐标重新梳理百年中国的进程与经验，在此基础上展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草根弱势群体与生态环境的新知识再生产，以对抗主流精英话语体系的用意所在。
如果说“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业“三要素”大规模净流出农村。作为尝试面对且缓解“三农”问题的乡村建设实践，虽然复杂多样，但如何让这种纷纷外流的“三要素”逆向回流则是关键与核心。以上五方面工作即在此方向下的不同面向与展开，分别涉及青年学生、农民、市民、农民工、知识分子等群体。
新的外部环境与内部需求挑战着人们对乡土未来的单一想象与定势思维。因此，当代乡村建设的内在动力与深层意义，非事实层面上的简单回归或主流视野下的建设乡村，而必须回到具体脉络，重新连接文化、社会、政治、经济、生态等立体纬度，在生态文明视野下结合起“可持续生产生活、乡土社会、社区重建、平民文化”等层面内容而进行整体性展开。
附文：何慧丽：从黄河下游到黄河中游的当代乡村建设
乡建有感
熟闻日间稻禾香，最忆夜半月如霜。
斜晖脉脉千村照，黄水悠悠万里长。
念儿时，想亲娘，此心安处是故乡。
摩登无形浓浓色，乡建有功淡淡光。
又到了草木葱郁、暑热炎炎的7月。还记得12年前的7月下旬，当时中国农业大学党委书记瞿振元和校长陈章良，与开封市签了长期合作协议，将我们一行6人带到了开封去挂职，我被派到兰考县挂职副县长。在市校共建的背景下，31周岁的我，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人生事业的新征程。
2003年7月，我花了半月时间，调查了兰考县16个乡镇的状况，感到豫东传统乡村资源资本化内力欠缺，乡村面临的是如何可持续生存的问题。于是，我提出在该县搞“小康村”试点的想法，得到了当时在城关乡陈寨村挂职的省财政厅徐可同志的引荐，以及开封市、兰考县主要领导的肯定。这样，以兰考县为乡村建设运动主要试验场，其最初设计是——以村庄为基本单元，包括自然村、行政村;以村民生计为本，即以村民的增收和节支、提高生活福利为要务;以合作组织为纲，即以促成村庄的文艺队、老人协会、经济合作社等为关键，改善村庄治理;以大众文化为根，即以发展秧歌、腰鼓、盘鼓、地方戏曲、传统太极等喜闻乐见的大众化文艺为形式，扎根于农民的生活价值系统。我们希望以合作制度创新的方式把留守在村的农民们组织起来，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转化为乡村建设的正能量，有效地促进农村整体的可持续发展。
兰考县属于黄河下游的豫皖鲁交界县，两千年前孔子周游列国时曾驻留讲学，当代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曾生前工作过，传统文化与红色文化在此交相辉映、合和共生。在此背景下，黄河中下游的当代乡村建设运动便拉开了帷幕。
黄河下游：兰考乡建纪事
兰考试验区，是从分布于城关乡陈村、架子乡贺村、三义寨乡南村、仪封乡胡村、阎楼乡李村、许河乡蔡村等6乡6村的农民自组织建设开始的。其发展历程显示出多元力量此消彼长和互相支撑的特点，可以总结为“党政主导，农民主体，全社会参与”的多元一体框架。
从事件现象上看，一些重要乡建纪事有：
2003年国庆节假期，由中国人民大学、河南大学等6所高校“三农”社团50余人在天津科技大学教师刘老石的带领下来到了兰考县6个村庄进行支农支教活动，当时将大李西村的文艺骨干带到陈寨村来教学，后来又有中原油田退休工程师衡生喜加入发动教学工作，由此产生了兰考县第一支农民新合作文艺队。
2004年8月底，我们第一次在贺村召开了4天关于农民经济发展合作社培训会议，12月10日，在南村召开了4天兰考县科技扶贫与合作社培训会议。两次会议上，有县农业局、扶贫办的干部、开封市委党校教师、北京专家、多个合作社社员代表、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和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会代表、村庄文艺队、村民代表等等广泛参与，具有“多元”力量参与的特点。
2005年年底，由于新乡村建设试验两年来形成了新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和农村社会文化发展模式，从而促发了一系列早期城乡社会、经济、文化互动，具有一定广度和深度的新闻效应及社会影响事件，诸如兰考农民新合作文艺队进京演出(2005年7月15-16日)、“教授卖大米”事件(2006年1月2日)、大禹论坛(2006年6月25日)、购米包地及其价格听证会(2006年和2007年的秋季)、北京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初创(2007-2008年)等。
此时，在温铁军教授的指导和统筹下，由知识分子参与的全国当代乡村建设实践也如火如荼地发展着。兰考试验区的经验与其他地区经验一起，成为早期乡村建设相辅相成、相互关联的一部分。比如农民文艺队教练衡生喜、老年人协会带头人赵凤兰都积极参与全国性的经验交流会议，参与外出教练和指导工作，兰考县几个村庄的经济合作社带头人和基层干部均参与了全国性的农民合作和新农村建设经验交流会，其中南村和胡村等合作社还以发起者身份加入了2006年由全国7家合作社组成的北京国仁绿色联盟的成长和发展工作，以及2007年北京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的成立和发展工作。
2007年，各种社会参与的乡村外发力量，以及体现政府主导作用的各类涉农部门力量的介入较早期逐渐加大，农民内生性力量的主动性也渐趋明显。这个阶段新乡村建设试验的特点有三：一是村级农民合作组织的范围向村际、乡级和县级延伸，形成县、乡、村三级范围内的合作;二是一些农民合作组织内容向多元和综合方面延伸，形成生产、金融、购销、文艺、社会等综合的多元合作格局;三是对社会、政治和知识界影响渐大。
2008-2009年，以李村为核心的老年人协会，在县民政局、中国滋根乡村教育和发展促进会的支持下，在以赵凤兰为首的集体化时期老干部的积极带动推广下，辐射到整个阎楼乡近10个村庄，以及周边3个乡镇(小宋乡、红庙镇、许河乡)的若干村庄，十余支村级老年人协会及其文艺组织得到成立和发展。
2008年7月，以胡村合作社为核心力量，在乡级政府的支持下，仪封乡13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在乡里成立乡级联社组织，共有1300余户农户参加，以统筹好单个村级合作社“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划不来”的事情，这是农民合作组织质的提高。此外，在合作社大棚蔬菜产业迅速发展并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合作社进行了一系列生产、流通、土地流转实践之后，胡村于2009年2月率先在村级层面成立了合作社借款担保协会，以与乡信用社对接解决合作社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问题。当时我负责了兰考县合作社通讯事务，并组织了数次全县性的农民合作组织培训。无论是乡级农民合作联社的成立，还是合作社在生产、流通、金融、加工、土地流转等方面的进展，其探索均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008-2009年，东坝头乡在乡党委和乡政府主导下，在中国滋根乡村教育和发展促进会的资助下，成立了15个村“两委”(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主导的村级文艺队和老年人协会组织。该乡两届乡党委书记刘广亮和孔令玲从2008年起6年来，每年的春节前都举办乡村农民文艺表演比赛，其中我参加的有3次。
同时，以三义寨乡南村等村庄为重点，继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做本地城乡公平贸易的尝试，包括该村的无公害大米已逐渐发展到有机大米种植、藕蟹生态混养、“快乐猪”养殖、小杂粮种植等多样性生态农业生产体系的形成以及生态民居建筑的推广。该村还从2008年始，直至2010年，一直有意识地进行本地城乡经济社会文化互助的尝试。分别以郑州消费者团队和开封消费者团队组队进行每年一度的生态文化旅游节，进行本地生产、本地消费的“购猪认养”经济活动，取得一定的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然而，在此阶段也出现了很多问题。因为以“农民合作与城乡互助合作”为特点的新生事物，在这个阶段已较深地触及到各种社会人际关系、文化心理结构乃至经济结构利益的调整。与早期的社会运动状态相比，到了缔结新型共同体而突显各种利益矛盾错综复杂的阶段。此时矛盾也多，问题的展现也多。有项目的高成本付出和挫败，也有各种内外部矛盾的形成、发展和激化……
从黄河下游到中游：开封乡建与灵宝乡建纪事
2011年3月-2013年5月，乡村建设工作重点，以探索城乡良性互动的方式延伸到开封和郑州等大中城市，也以优秀乡土文化复兴的方式开展到了开封地区农村，以及豫西灵宝市的农村地区。
一方面，当代乡村建设所达到的程度尽可能地体现了既有体制空间、社会空间乃至文化空间的容纳度，另一方面它也面临着越来越坚硬的瓶颈力量，即中原区域内市民消费者尚需要观念和行动上的引导，以及更为深厚的文化教化力量的发掘弘扬。
2011年3月，我担任了开封市市长助理，外发力量便引到了开封市团市委、市妇联、开封大学、郑州兰考商会等机构和市民阶层。这个时期，关于开封市和郑州市等地级市和省会城市的文明消费者教育项目和公平贸易机制的探索主要有：2011年一年内，由北京师范大学谭思婷教授团队为开封市城市消费者群体和兰考县村庄农民合作社所在的村小学师生们，做一定的消费启蒙工作;2011年8-9月，以兰考县4个合作社、尉氏县2个合作社等农民经济组织为理事单位，以郑州兰考商会的企业家汴卫平为董事长，与郑州文明消费者志愿者一起，成立河南郑州国仁超市机构。国仁超市提出“文明消费(健康+公平)→自然农法(土地+种养)→健康生活与和谐社会”的理念，在开展国仁论坛、发动郑州有机小市集、促成生产者与消费者面对面等方面做了启蒙式的工作。
此时乡村建设事业也开展到了尉氏县等开封市其他区县，并在内容和方式上有新的探索。2011年7月，由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等高校“三农”志愿者50余人一起，在开封市团市委的指导协调下，开拓了开封市尉氏县岗李乡袁村、石村、沈村、占村4个村庄。2012年春节时寒假期间，以河南大学三农发展研究会以及中国农业大学大学生志愿者团队为主要力量，在通许县岳村、元村，开封县木村和杨村，开创了“参与式调研”“集体伙食改革”和“乡村情景分享朝话”等发现乡土性的新型支农支教活动。2012年暑假，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的“三农”志愿者团队在兰考县的南村、坝村、营村、方村、固村，杞县的于村，提出了“到田野做学问、向社会学知识”的下乡宗旨，并试着践行之。
同时，2012年暑期之后，我接触到了以弘扬传统优秀文化为目标，以“敦伦尽份，克己复礼”为宗旨的开封市敦复书院。在深入了解该书院的运作机制、社会使命和具体效果之后，我也对多年乡村建设经验、教训进行反思，认为在经济发展主义在河南地区仍占主流的情况下，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参与力量的当代乡村建设，应该以“人民生计为本、合作组织为纲、多元文化为根”为经验基础，在发掘并践行传统乡土文化复兴(比如孝亲文化等五伦八德)的层面上有所作为，而农民合作经济等领域若能有大幅进展，主要还在于思想文化的根本提升和全人式培养教化，在于“以孝为本、以德为先、义行天下”。于是便有意引导高校“三农”社团下乡目标和内容的转型。
这一乡村建设地点、内容、方式的转型期存在于2012年下半年到2013年上半年。在由敦复书院培训了部分大学生骨干力量之后，河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高校“三农”社团力量便有序被引入到豫西灵宝市农村地区以在村庄开展道德讲堂的方式，联合广东李文良先生等儒商力量齐力开办弘农书院(2013年4月)。
灵宝市坐落于黄河中游金三角地区，即豫陕晋三省交接地带的边区，古时是从西京或长安到东京或洛阳的中心地带，这儿是千古道源——《道德经》的诞生地，是生我养我的故乡。弘农书院以“尊道贵德、和合生态”为宗旨，继续探索当代新乡村建设事业。弘农书院愿意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下的现实境遇中展开，发陈以荣。其主要工作有五：优秀乡土伦理道德重建(以“孝亲”为本的婆媳关系、亲子关系和夫妻关系改善等)，农民合作社培训、生态农业培训、卫生保健培训以及国家相关政策培训。弘农书院迄今已成立两年了，在它发挥引进资源并对农民进行培训的同时，助生了灵宝市弘农沃土农牧业专业合作社(2013年)，以及合作社的资金互助部(2014年)，老年人活动中心(2015年)。书院在开展道德讲堂教化人心、城乡自然游和国学游方面、河南大学生支农支教总培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豫西灵宝正在探索“书院+合作社+生态农业”三位一体的美丽乡村建设路子。并且希望与隔河相望的山西永济蒲韩社区、连山而近的西安大乡建团队有机呼应起来，成为黄河中游当代乡村建设的星火燎原。
人事沧桑，天道有公。实践中的事物发展是有着历时感的规律的。多少现象好了也就了了，有着其生长、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有的却历时弥新、得道多助地壮大发展着。迄今，南村农民合作联社的资金互助服务部，其资金总额从2004年的49户农民加入的3万元，增加到2014年年底两县9村500余户的700万元，胡村合作社资金互助服务部资金总额也达到100余万元。2015年，由兰考20余个早期合作社组成县级谷雨——宜农联合社，在北京宜农贷爱心贷款的外援下，将松散小农的合作社小船组装成联合舰队，抱团发展。这些最早进行综合式新乡村建设实践的乡村，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曲折地、顽强地践行着中国本土特色的、以“土地和金融”为核心的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合作之路。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知识分子与基层干部群众相结合，是把“毛”扎根到“皮”上以使其“长壮发亮”的生存功夫。因此，十余年来，我们很清楚，自己不是主体力量，充其量也只是示范、参与和支持力量而已，是协调和沟通力量而已，甚至是个在试错的实践中提升自己力量而已。村庄是“风能进，雨能进，知识分子能进，企业家也能进，政府更能进”的地方，有所偏离和现实化都正常。“能做多少是多少”、“事在人为”的心态，是从事乡建事业的行动者所持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本质上，合作的历史，无论是经验或者教训，都是基层干部和群众在一定的外在条件下以主体的身份在做，他们是真正的英雄。总之，从豫东到豫西，从兰考、开封到灵宝，从黄河下游乡村到中游乡村，乡村建设是个有着历史渊源和地方传统的宣传队、播种机、大学校。事在发生，理当其时，道通历史并指向未来，当代乡村建设必将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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