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儿防老，还是“养儿啃老”？

　　——我对“全面放开二孩”的疑虑(之五)

　　赵 磊

　　（五）未来的养老问题，不能依靠增加人口数量来解决。

　　“老有所养”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也是当代人类仍然面临的社会难题——即使西方发达国家，亦如此。

　　“养儿防老”是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源远流长。在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多子多福”、“儿孙绕膝”、“四世同堂”是充满了正能量的词汇?除了怡情弄性的天伦之乐以外，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农业社会，养老模式只能建立在由人口数量支撑起来的“养儿防老”、“子女养老”的基础上。即便父母不索取任何回报，对孩子的生育和养育也是一种有花费的投资行为(注1)。

　　从生产力水平来讲，当代社会的经济实力已远非农业社会可比，“多子多福”、“儿孙绕膝”、“四世同堂”之类的高大上，似乎更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做保障。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在两极分化严重、生活节奏加速、社会动荡不安的背景下，即使经济不断发展，养老依然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有人说：“既然现实是残酷滴，那么，养儿防老就仍然是可取的”。可令人遗憾的是，“养儿防老”的观念前所未有地遭到了现实的颠覆。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当代，养老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的“养儿防老”、“子女养老”已经越来越无力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了。

　　根据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数据，中国有65%以上的家庭存在“老养小”的现象，有30％左右的成年人基本靠父母供养。这些早该自立却因种种原因依然“吃定”父母的人，被媒体称为“啃老族”，以至于“啃老”成了当下中国最流行的关键词之一。请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养儿防老”靠谱吗?!

　　学者们普遍认为，由于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以及独生子女逐渐成年，“啃老族”的队伍还将继续扩大。随着中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啃老族”更是雪上加霜，很可能成为影响未来中国家庭生活的“第一杀手”。严峻的现实就摆在面前：众多子女不仅不能赡养老人，而且还在坐吃老人微薄的养老金。请问：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养儿防老”靠得住吗?!

　　未来的养老模式如何发展，或容讨论，但有一点却是不容置疑的：未来养老的基础不在于“多子多福”、“儿孙绕膝”、“四世同堂”。一句话，不在于人口数量，而在于科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以及社会公共事业的不断拓展。

　　在科技和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还把养老的基础建立在人口数量上，恕我直言，这既是倒退，更是愚昧。当然，我必须强调，解决养老问题，光有生产力的发展还不行，如果没有相应的生产关系创新和调整，少数富人的养老不是问题，但广大普通老百姓的养老仍然难以真正解决。在我看来，生产关系创新的基本原则，就是要逐渐打破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束缚，不断强化养老的公益性和公共性(注2)。

　　当今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实际上是科技不断发展、人类文明进化的必然结果。这个问题只有在不断发展科技的过程中，通过计划统筹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而不能单纯通过增加人口数量来解决，更不能不惜强化人口总量失衡的矛盾来解决。

　　未来的养老将采用什么模式，这需要实践来探索。但是，不论怎么考虑中国传统文化的国情，我以为，过去的“养儿防老”、“子女养老”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成为未来养老的基本模式。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不仅发达国家，而且中国也应当且必然逐渐向“科技助老”，“科技养老”，“社会养老”、“公共养老”的模式转变。

　　注1：有个自诩“玉皇小弟”的在《红歌会网》我的文章下面跟帖：“看文章的观点，作者这厮很可能是个‘经济学精英’，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统统都被作者用经济学精英的目光来解读。”——说鄙人是“精英”，抬举我了。是不是精英，得玉皇大帝“钦此”。即使你真是玉皇的小弟弟，呲了也不能算数(估计玉皇看了不负责任的乱呲，非自gong了不可)。不过这小弟弟对经济学的蔑视，值得学界认真对待：人口问题说白了，不就是感情那点破事儿吗?除了跟“相亲节目”沾点边，干经济学鸟事。

　　注2：如何逐渐打破私有化和市场化的束缚，不断强化养老的公益性和公共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玉皇小弟心仪的“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之类的高远“目光”，更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政治经济学的世俗基础相关，容以后撰文讨论。

　　“中国制造”需要很多劳动力吗？

　　——我对“全面放开二孩”的疑虑(之四)

　　赵 磊

　　（四）未来的“中国制造”不是劳动密集型，而是技术密集型。

　　进入新常态以来，随着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加速向东南亚转移，国务院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规划。既然这个规划“以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主线，以推进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那么，决策者就应该有这样的远见：未来的“中国制造”，不可能再做大做强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而必须做大做强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

　　所谓高端制造业，就是建立在智能化、自动化、机器人基础上的制造业。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中国必须顺应这个趋势，而不能违背这个趋势。问题是，在人口总量已经严重失衡的中国，“全面放开二孩”究竟是有利于做大做强技术密集型的高端制造业呢，还是在与这个趋势对着干呢?显然，单纯通过增加人口数量来补充劳动力，得不偿失。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升级，生产力的首要因素——人，其数量和质量也在不断发展。然而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人的发展与其说是人口数量的增加，不如说是人口素质和质量的提升。这种提升，既包括身体素质的提升——比如身高和寿命的增长等，更包括精神素质的提升——比如文化水平和受教育程度的增长。

　　在人口素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人口数量的增加往往并不与人口素质的提升呈现正比关系(注1)。从历史经验看，二者往往成反比关系。原因何在，可以讨论，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作为生产力灵魂的科技水平，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提升的。科技水平的提升，从现象上看，是生产工具的进步；从本质上讲，则是自然力不断排斥人力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逻辑是：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不断降低人口数量在生产力中的地位，是科技水平提高的客观必然趋势。

　　历史经验反复证明，任由劳动力数量无序、过度地增加，必然会阻滞科技的提升和运用。当科技发展已经展现出排挤人力的客观大趋势时(看看迎面而来的机器人产业吧)，如果贸然采用鼓励增加人口数量的政策，以求抵消科技对人力的替代，那么，中国在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与科技创新之间的尖锐矛盾面前，又将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问题在于，这个矛盾一旦被长期化和常态化，未来的希望——创新驱动，岂不成了一厢情愿耶?

　　(未完待续)

　　注1：在上一季，有人跟帖反问我：“‘教育消费’是不是高端消费?”那意思是说，“你赵某人说，依靠增加人口刺激的消费只是低端消费。那么，人口增加刺激了教育消费，难道教育消费不是‘高大上’的消费吗?”要我说，一个人有没有文化，不能看他是不是戴了眼镜。教育消费是否“高大上”，恐怕也不能光看“教育”这个名头。几年前，在巨大人口数量的刺激下，民办幼儿园、民办学校、贵族学校如雨后春笋，奥数培训、钢琴考级、疯狂英语、野鸡大学到处开花。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的确大大刺激了“教育消费”，以至于催生出一个臭名昭著的“教育产业化”来，至今味道不散。请问：这银子数得哗啦哗啦响的“教育产业化”，消费掉的、培养出的、推动着的，真的就那么“高大上”么?

　　更多文章请进入赵磊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zhaolei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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