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10日上午，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在北京举行全国启动仪式。“职业教育活动周”将于每年5月第二周举行，本届主题是“支撑中国制造;成就出彩人生”。党中央、国务院希望通过此举“在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愿景不可谓不美好。然而，有学者通过富士康调研发现，在现今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背景下，职校学生在所谓的实习中，往往既无法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还要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不公正的待遇。职业教育也沦为了资本积累和控制学生工的工具。在政府和学校的配合下，企业大规模地使用学生劳动力，而学生的基本权利，则被牺牲在公司跨国协作生产的祭坛上。
2011年3月3日，60名四川中江职业中专的学生抵达富士康成都厂大门，开始所谓的实习。其中一些学生接到学校的实习通知仓促赶来，只来得及在硬编织袋里塞几件衣服。其中一个学生这样解释：“我们老师说省内所有职业学校都必须配合政府，把学生送到富士康实习。”他补充道：“除非我们有市级医院的证明，证明我们病得很重，否则必须马上出发。”学生被装进两辆大巴车，然后就站在电子工厂大门外。进厂之前，富士康管理人员对他们做了半小时的介绍说明。
曹旺，16岁，学的是纺织和服装专业，实习期间她只负责拧紧螺丝，没有别的;陈辉，16岁，建筑专业学生，负责处理iPad外壳;于艶英，17岁，石化专业，分配的工作是给iPad包装盒贴标签;黄玲，17岁，专业是工商管理，被分配到流水线做质检;张临潼，16岁，热爱自己的艺术专业，则被分配去组装电路板。
我们在富士康新iPad工厂遇到的这60名学生，并不是公司招募的第一批学生工。连环自杀事件后，深圳两家富士康工厂暂停招工。龙华厂的一位人力资源经理轻蔑地评论说：“这是为了防止那些想跳楼，从而向公司勒索赔偿的人进公司。”但由于富士康的劳动力需求只增不减，所以领导层从两个方面调整了策略。首先，富士康加快了在中西部低工资地区建设新工厂的步伐，这与中央政府支持贫困地区发展的政策同步。其次，富士康从全国各地的职业学校招募学生工，并且得到政府官员和学校老师的帮助。
谁是学生工？
2010年夏天，富士康聘用了来自全国职业技术学校的15万名学生工——占了公司100万主要劳动力的15%。 这意味着富士康已经超过迪斯尼学院计划(Disney’s College Program)——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实习生项目，过去30年累计接收了逾5万名来自全美和海外合作学校的实习生。
富士康形容自己的实习生计划是创新型企校合作模式的典范。2011年7月，公司的一项声明中写道：“富士康与职业技术学校展开合作”，为学生提供“实用技能培训，使他们能在毕业后找到工作”。 但培训内容、评价方法和效果均未提及。
富士康的实习计划能和国内外电子或其他行业的优质实习区分开，就在于它特点鲜明。富士康的学生工全天工作(包括加班和夜班)，实习期从3个月到1年不等。学生工和正式工人一样，穿着同样的工服，生活在相同的工厂宿舍里。这些富士康的学生工，直到最近还在公众的视线之外。
四川中江职业中专的学生。他们大多只有16岁，
2011年3月3日上午抵达富士康成都厂开始所谓的“实习”。
老师的角色：双重管理
我们采访的14位老师来自八所不同的职业学校(包括四川中江职业中专)，他们也深切认识到富士康这个项目，是违悖“实习”概念的。实习本来是学生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没有加班和夜班，以保护这些16到18岁的学生。但这些老师在学校和当地政府的压力下，和学生一同前往富士康工厂，直接监督学生在工厂宿舍里的活动。富士康把所有老师和学生工安排在相同的宿舍区，学生说「这是为了看紧我们」，即使休息时间也不例外。这个实习计划使学校教育与打工合为一体，但这服务于公司而不是学生或他们的学业。
16岁的王美懿，实习期间遭遇月经紊乱之困。她回忆说：“我之前的月经是比较规律的，但10月这一次却迟了一周。我吓坏了。另外，我还有严重的抽筋，在开着空调的流水线也会全身冒汗。”11月和12月，美懿的月经仍然不规律，而且时常痛经。她的线长是一位年轻男性，美懿觉得没法跟他说这些「女孩子的事情」。她认为这可能是夜班和压力所致。“在学校，我们每天只有六节课，我能休息得很好。但在富士康就完全不同。生产目标摆在那里，我们不能停下。跟老师抱怨也没有用”。
在富士康，老师和学生的比率保持在1：50。在学生工眼中，老师是“工厂管理的一部分”。老师被分派到工厂监控自己的学生，这也意味着教师的权威结构也移到了工作地点。所以“学生工”处在“两个老板”的双重压力之下，一个是他们的老师，另一个是工厂的管理人员。
“我的老师掌握着评估实习表现的生杀大权，包括全勤和服从管理各个方面，这些都会记入我们的学业成绩中。大家都很紧张。”美懿告诉我们。老师通过公司的内部网络，可以获得学生的出勤记录，内部网络明确记录了学生开工、饭后、加班和最后一班结束后打卡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老师甚至不顾路途遥远，亲自去确认学生的病假申请，并决定是否批准。
富士康的管理系统随机分配学生和工人的宿舍和生产线，削弱了他们的社会纽带，也同时削弱了他们聚集起来反映自己处境的能力。蔡老师告诉我们，在抵达公司的第一周，有些学生是不愿意去工作的。
“我要求我的学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冷静下来，仔细考虑一下，如果你想离开——你的父母会不会感到失望?周二晚上，我再去学生宿舍了解情况的时候，他们回答‘也不算太坏’。周五晚上我又跟他们碰面，他们说‘挺好的’。他们已经逐渐适应了工作节奏。最后我问他们还想走吗?他们回答‘不’”。
为了将学校老师纳入到对实习工的监控系统中，从2011到2012学年，老师除了从学校领工资外，富士康也每月发放工资给老师。跟工人一模一样，工资是透过银行借记卡每月转账，定时发放的。
带队老师的每月工资是固定的，以四川成都厂2011年9月至2012年1月为例，老师每月工资为2,000元人民币。由于老师不用加班，所以没有加班工资，他们只需要上午9时至下午5时驻守在厂区C办公室，讨论管理学生工的有效方法;另外，他们不用上晚班，周六、日也不用到厂区签名报到。富士康管理人员只要求老师在周一至周五早上集体签到。因此，很多老师白天就在办公室里看电影、闲聊、睡觉等。
当然有个别“尽心尽力”的老师，在一周七天、每天24小时之内，随时候命，经常主动开导学生工，去宿舍和饭堂探望学生，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留下，完成“实习”，无怨无悔地勤劳工作。所以，在众多学生的眼中，老师已经成为管理工具，对他们的学习毫无用处。
“学校和企业的统一，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教师和技术人员的统一以及学生和员工的统一。”这是一所职业学校宣称的“教育使命”。李伟来自河南省郑州交通职业学院，是一位汽车维修专业的17岁学生。在他的经验里，学校仅仅达到了第一个目标，那就是以实习的名义“销售学生”，完成学校和企业的结合。他以低沉的语气，描述了他和同学们如何“在第一年的考试结束后，就马上被骗进富士康实习”。
“在我们去富士康工厂之前，老师保证在富士康实习结束后，他会给我们补上余下的专业课程。2011年1月，我们终于完成实习回到学校，春节后2月份的新学期，学校开始教授电机课程。但是到了4月份，学校又安排毕业生到汽车厂实习。可是直到那时，学校也还没有给我们上完专业课。我们既没有学到汽车维修的基本技能，也没有完成我们专业核心课程的学习。我们怎么去汽车厂工作?”
“宝贵的7个月在富士康完全浪费了!”李伟叹息道。单在2010年，就有28,044名像李伟一样、来自“七个省份超过200所学校”的学生工，被分配到深圳富士康工厂的合成数码产品业务组(iDPBG)装配苹果产品。
李伟鼓足勇气，和几十个同学一起去找老师交涉，却无济于事。“我们找到学校的领导，他告诉我们，在学习剩下的专业课程之前，我们必须多花一年的学费来拓展学习，以拿到更高的学位”。他继续道：
“我们很沮丧，因为我们已经付了三年的学费，但没有完成职业训练。学校破坏了最基本的协议，违悖了招生宣传册的内容，任意改变课程结构，把学生的未来当儿戏，完全没有尽到对学生的责任。我们这些学生在学校的教育中，根本没有掌握充分的知识，在接下来的求职中，我们没有任何优势。”
李伟上当受骗的感觉非常强烈。“学校介绍手册里所有美好的言辞，都变成了空话和破碎的承诺”，他强调。
失望和沮丧弥漫在车间培训中。尤其是那些学习电子和力学的学生，在接触到富士康的流水线后，完全超乎意料地失望。
18岁的刘思颖来自四川省绵阳市，是个非常渴求提升职业技能的学生。她跟我们讲述了她是在2011年的秋季学期成为深圳龙华厂学生工的经历。
“这是我在电子机械专业学习的最后一年。我真的非常喜欢我的专业，而且一直都很努力学习。我甚至连暑假期间都呆在学校图书馆复习功课。我的计划是去华为公司实习， 但老师说服我们全班42个同学去富士康实习”。他强调，富士康拥有的全球客户群就包括了华为，并且公司在高科技产业研究方面投入了数十亿资金。他保证我们会在实习中学到很多东西。然而，几乎从第一天开始，思颖“就被绑在组装电路板的生产在线，给iPad后壳安装零件”。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不需要任何技术和高深知识”。
学生工的教育和劳动权利
随着大学教育扩招和升级，中国教育现在强调职业教育培训，以服务社会和经济发展，学生实习则成为这个计划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早期工业培训和基础教育的基础上，政府增加了民众受教育的机会，以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之后，学生可以通过竞争，升上全日制普通高中或进入中专职业学校继续学习。标准的三年制中专学校的入学年龄，通常是14到15岁;目前在各类中专技术学校注册的全日制学生有2,100万(还有数百万人进入高职院校)。据中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显示，中专职业学校的注册人数，预计将从2009年的2,180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2,350万人。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全日制普高学生的数量呈下降趋势。 在中国，高中教育是为学生升入大学做准备，而中专生则接受技术性工作的训练或高等职业教育。
职业学校为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提供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到第三年，学生年满18岁之时，就会进入与他们专业直接相关的企业实习。但在当地政府和学校的双重压力之下，学生实习被一刀切地统一分配到富士康，全部进入工厂劳动，完全不顾他们的专业和兴趣。职业法特别规定了学生应该是在最后一个学年才安排实习的， 然而，富士康不仅不考虑实习岗位是否符合学生所学专业，实习时间同时也比法律规定提前了很多(在学生第一学年和第二学年的时候，就会被安排实习)。简而言之，实习的节奏并不以学生教育为优先，而是取决于苹果或其他电子业巨头的产品的需要。
学生不是为富士康免费工作。他们虽然是有酬劳动力，但价格非常低廉。2011年富士康(成都)厂的招聘广告显示了正式员工和学生工的工资以及补贴：
工资待遇上的差异，是雇主钟情学生工的关键因素。在2011年1月成都富士康iPad工厂，学生工和刚进厂的工人都只有每月950元的底薪，他们没有资格获取正式员工才有的每月400元技术补贴。而且在实习期间，学生工无权进行技能评级或涨工资。此外，不论实习生的工作表现有多好，也不会获发生产效率奖金、季度奖或年终奖。更重要的是，学生工和正式员工不同，他们无法享有地方政府提供的任何社会保障。
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学生工，他们是学生而非劳动者，所以不享有劳动者的待遇。富士康不但合法化了学生工与正式员工在工资和奖金待遇上的差别，把他们当正式员工用，却出着学生的薪水，可谓一个颠倒事实的惊人逆转。我们粗略计一笔账就能看穿富士康的如意算盘：这些总计达15万的学生工，如果暑假期间在富士康各类工厂的生产线里工作一个月，单单不用为他们缴纳社会保险一项，就可以节省大致1,500万元(15万人×100元)。 虽然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运算，却能如实反映雇主的算盘。而且这不过是一个月的保险支出，很多学生工在富士康持续工作了一年。
富士康把学生当作一种弹性的廉价劳动力，罔顾实习项目的培训功能以及年轻人的健康和福利。参照2007年的《实习管理办法》(第5条“实习生每天工作不能超过8小时”)和2010年的《教育法》(条款4“在8小时工作日外，实习生不得加班”)， 其共识是，上限为8小时的实习培训应该在白天进行，确保实习学生的安全和身心健康。事实上，富士康是以同样的工作要求对待学生工和正式工人，包括每月日班和晚班的轮换制和大量的加班，完全无视《教育法》的字面规定和内在精神。
学生劳动力：随意处置的商品
富士康的学生工不仅成本低，而且是一次性的，他们只为响应公司紧急订单的要求，派往任何急需劳动力的地方。例如在2012年9月iPhone5进入生产高峰的时候，沿海江苏省淮安市的学生，就被富士康以实习生的名义送上了数据装配线，包括晚班和加班。 与正式员工不同，辞退学生工不需要任何赔偿或提前30天通知，这又压缩了成本，同时最大地提升了公司的灵活性，以应对订单起伏大的需求。同样重要的是，因为学生工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力，所以他们被隔绝于工会成员资格和各种保障之外。
一些学生告诉我们，他们实习了一周后便打电话给父母，求他们向老师和富士康管理人员施压，马上“释放学生工”，但他们失败了。2011年11月1日，富士康成都厂的一个生产车间里，爆发了一场汉族和藏族学生工之间的冲突。来自数所学校的近24个学生工参与了这场发生在工作时间的打斗。最后他们都被辞退了。另外一些学生因为害怕遭到报复，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也自行离开了。这一群体性事件拉响了警报，浦江县职业中专学校(位于四川西南部浦江县)的副校长在事发第二天就赶到现场“照看他的学生”，蒋老师回忆道。事实上，是富士康要求“学校立即领回坏学生”。学校和企业对学生工施加双重控制，在这一劳动危机之下变得清晰透明，揭下了所谓自我发展和培训的遮羞布。为了打破工厂规定，学生转而使用暴力，作为获取自由的最后可能。尽管学生的抗议一直存在，然而富士康仍在强化与学校的合作关系，并在当地政府的配合下，确保学生劳动力的供应更加充裕便捷。
学生工现象的政商联盟
富士康向当地政府和职业中专施压，确保廉价学生劳动力的充足供应，以应对全球生产需求的季节性变化。2010年6月12日，河南郑州市教育局命令其辖下的所有职业中专，派遣学生去深圳富士康就业或“实习”。这是为即将于8月投入生产的郑州iPhone生产基地做准备，缩短培训时间的一个步骤。政府下发给所有教育单位的通知写道：
为深入推进我市职业教育攻坚工作，加快我市职业教育发展速度，深化校企合作，加强订单式培养，促进就业，经研究决定与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开展全面的就业(实习)合作，安排全市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到深圳富士康科技集团就业(实习)。
从这一刻起，学生工变成了由政府组织、服务于私营企业为主的活动。
通过与政府高层领导人的直接交易，富士康将招聘成本转移到省级和更低一级政府，并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把招工工作外判给职业中专学校。2010年夏天，河南省政府建立了一个跨部门委员会以协调富士康的学生招工事宜：由省长担任主席，教育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领导担任副主席。政府领导给下级部门委派了具体任务，并制定了在两个月内(2010年8月到9月)为富士康招工二万人的目标。每一个城市的政府都被分配了特定的招工目标，其指针具体到每个县和地区，再细化到村庄、村镇和劳动团体。
令人震惊的是，河南省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支付招工费用和新工人(包括学生工)的补助，以支持富士康的招工项目。由财政部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共同参与的这一优惠政策，其具体项目包括了：
1. 为职业介绍实施补贴政策，以每人200元标准从指定就业基金里支付。
2. 从指定就业基金中，为每一个成功受雇的工人或学生，支付600元就业或生活补贴。
3. 省政府应向劳动团体或学校施加适当的激励政策，以安排富士康的就业或实习工作，费用由省级财政管理部门承担。
仅仅考虑第一条和第二条项目，为了完成二万人的招工计划，政府将支付1,600万元(20,000人×800元)。 此外，河南省政府还给学校和劳务派遣机构发放奖金，激励其完成甚至超额完成招工目标。
富士康的招聘工作不仅牵动了省级政府官员，而且其招聘要求还被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官方网页转载。其核心信息是，即使毕业班学生的实习已经安排在2010年的秋季，但「学校应该组织、动员现三年级学生(即各校已自行安排的顶岗实习生)参加顶岗实习，以保证富士康集团正式落户河南、年内批量投产后有充足的高素质员工队伍」。
完成学生实习工的招工指标，开始成为地方政府的头等大事。政府为学校提供了特殊的「培训基金」，全力满足富士康的劳动力供给，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也因此加强。而富士康充分利用地方政府的支持，从沿海向中西部地区高速推进其工业帝国。
四川省政府已经吸引1,500家台资企业投资当地，但仍然积极建设巨型富士康成都生产基地和高层宿舍，并将其指定为「第一号工程」。 根据投资地的特定位置，当地政府免去了富士康和其他投资者的大数额租金和企业所得税(低于标准的25%到16-18%不等)。 2011年11月成都富士康工厂拥有超过12万工人，第一年投产即成为这座城市最大的雇主，并在2012年11月增长到将近18万工人，而工人和实习生的数目仍在增长。
富士康成都厂人力资源经理朱熹，一位31岁的大学毕业生，曾在小型国企工作了七年。2011年12月，他向我们描述了一个类似自上而下的河南省学生工流动模式。
“在过去一年里，我每个月都要为了这个‘一号工程’，跟当地政府领导碰面。我们一直在讨论详细的时间表和富士康实习计划的规模，以及工厂宿舍的二期建设项目和‘南部工厂’。”
熹是一个冷静、四方脸、留着军人小平头的四川人，2010年10月成都iPad工厂一开业就加入了富士康，一直从事政府与学校之间的联络工作。他与成都教育局的官员合作，负责编制一份参与富士康实习生计划的职业中专学校名单。他详细向我们介绍：
从2011年9月到2012年1月，来自成都市教育局的两位高级官员，一直在协助我们制定一个学校─企业合作项目。我们最终确定了一个全面的执行计划，在这个学期组织了数十所职业中专学校的大约7,000名学生来富士康实习。(教育局官员)同意我们与老师们召开会议，并和我们一起监督学生实习项目的进程。我们按月给他们支付工资。同样，我们也支付工资给数百位老师，感谢他们对我们实习计划的支持。
下图显示了富士康制定的学生劳动力招募计划，然后由高层政府官员领导不同行政级别的工作团队(市、县、区、乡镇)，与其管辖范围内的全部职业中专学校展开全面合作，完成最后指标。
我们采访的成都地方官员透露，上级政府通过与各个部门的合作，推行了一套严格的监督系统，旨在按时完成富士康的招工任务(包括工人和实习生)。成都郫筒镇的政府官员告诉我们：“(上级政府布置)给我们的任务，就是在自杀潮之后，消除对于富士康的负面印象。”他们动用了网络、广播、电视、海报、博客、传单、电话、上门访问和电子邮件“宣传富士康文化，用正确的思想，理解和引导招工目标(的完成)”。宣传的主要内容是“富士康的成长和发展，其经济和技术实力，以及未来的发展前景”。目标是要使这些宣传渗透到村庄和城镇、小区和学校，确保富士康家喻户晓的。
河南、四川和其他地区的省政府及下级政府，与富士康合作(还有其他大型企业)， 正在建立一个劳动政体——它剥夺了学生实习的所有选择，将实习与各学校的利益和就业目标紧密联系起来。这种大规模的动员，是由富士康和当地政府联合驱动的，因为它们在财富积累上拥有共同利益。这种吸纳了学校的广泛合作，独独牺牲了学生工的利益。
学生工制度：想毕业，先打工
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富士康正在制造一个独特的中国工人阶级，其核心是由外来农民工和学生工组成的。一些学生工告诉我们，如果他们拒绝去富士康实习，“就有不能毕业的风险”。在富士康，所谓实习，就是要牺牲学生技能和知识的学习。而雇用大量学生工的后果，就在于提供了稳定的廉价学生劳动力，压低了正式员工的工资和福利，从而进一步侵蚀了他们的经济权利和工作质量。
在中国，实习生已经成为新工人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受采访的老师们承认，他们也安排学生在较小规模的电子工厂，如纬创(台资企业宏基集团分拆出的制造部门)和仁宝电子(一家台资的笔记本计算机和电子设备制造商)等企业实习，而不考虑学生的兴趣和所学专业。除了电子产业，还有“学生学徒”或“培训生”也被用作汽车工厂的临时工;尽管他们和全职工人们一样工作，但他们却缺乏“正式员工”的就业保障。
当更年轻和更脆弱的学生工，和属弱势群体的农民工一起被迫工作的时候，社会不公便会加剧。像苹果、任天堂和索尼这样具有品牌形象意识的公司都已经保证，他们将确保其供货商履行国际和本土的劳动法律法规，但关键问题是企业始终想在全球市场上，寻找更便宜、更温驯的劳动力。在中国政府和学校的配合下，企业大规模地使用学生劳动力。而学生的基本权利，则被牺牲在公司跨国协作生产的祭坛上。
破土编辑自《苹果背后的生与死》，潘毅、陈慧玲、马克·塞尔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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