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高度重视情报工作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的情报工作手段，主要有无线电监听、破译和派遣人员搜集及审问俘虏等手段。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6月22日至26日，毛泽东与中央军委其他领导连日在中南海开会，研究朝鲜局势，其中一项主要内容就是听取情报介绍。随后，军委情报部门、新成立的东北边防军及东北军区的无线电侦察已经转向朝鲜半岛，他们日夜开机，用以熟悉敌人及朝鲜的电台信号，掌握作战动向。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立即命令展开对南朝鲜的情报搜集工作，并向汉城派出了情报人员王以伦、丁升烈等。
7月13日，中央军委未雨绸缪，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7月下旬，东北边防军所属的第四十二军军长吴瑞林奉命率两名侦察参谋，化装成火车司机，进入朝鲜境内勘察地形，了解民情。此事被朝鲜内务部察觉后报告了金日成。金日成根据报告中的描述，发现其中年纪较大者为他的老战友吴瑞林，于是交代朝鲜内务部人员，不要打扰中国军队的情报人员。
随着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直接出兵干涉，朝鲜半岛战局急转直下，中国直接出兵参战迫在眉睫。此前，1950年6月30日深夜，西南军区暨第二野战军情报处原处长柴成文被叫醒，外交部工作人员告诉他，周恩来要找他谈话。他原被中央组织部选中要去中国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外交使团工作，周恩来说：你不要去柏林了，聂老总(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建议你去平壤……
据柴成文回忆，他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金日成指定由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驻朝鲜大使馆武官介绍战场情况。但不久中国使馆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则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成文感到军事情报完全不够用。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朝方的推脱婉拒。
周恩来对此十分不满。1950年9月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方面没有向北京提供军事情报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们没有经验。在苏联的协调下，中朝双方军队加强和改善了情报交流和互换机制。中朝在情报交流互换上开始了“磨合期”。中国方面在重视和使用情报方面，远比朝方有经验。
美军情报机构的局限性
二战结束后，美国的情报机构还没有完成转型，目标主要在欧洲。美国情报机构对中国及中国军队的了解，还处于初级阶段。
1950年10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不断收到来自各方面判断中国可能要出兵的情报。这些情报有的估计“中共在满洲已集结30万人的兵力”，有的估计“中共约有45万人的军队正在满洲集结”。这些情报使美国总统杜鲁门对中国出兵朝鲜的可能性日益担心。麦克阿瑟向杜鲁门保证：“朝鲜战局是赢定了。中国共产党人不会进攻，我认为到感恩节，抵抗在整个朝鲜就会终止。”美国当年的感恩节是11月23日，距离当天也就剩30多天。根据各种情报，美国国防部忙碌在五角大楼的主要官员也认为“苏联和中国出兵干涉的时机已过”。
2007年，美国著名战地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在《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以下简称《最寒冷的冬天》)一书中，详细披露了朝鲜战争初期，美国和美国军队如何被一系列错判情报拖入一场并不想投入的战争的情况。
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中国政府通过公开声明和外交渠道多次向美国表态：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绝不会坐视不管。这是警告，也是最后通牒。但美方情报部门没有准确地判断中国的公开信息，没有及时地提供给最高层较准确的情报。1950年10月1日，美军越过三八线，10月19日占领平壤。同日，中国军队秘密进入朝鲜。在此期间，指挥朝鲜战争的东京司令部和朝鲜前线的美军情报机构，本应可以根据第一线情报作出正确判断，但相反，他们对已经明确无误的中方动态闭目塞听，一错再错。
哈伯斯塔姆在《最寒冷的冬天》一书中说：这位连总统都不放在眼里的五星上将麦克阿瑟，自大、傲慢、固执，仁川登陆后更成为不可一世的“远东救星”。他不相信中国敢于出兵朝鲜，他根本看不起中国军队。而更要命的是，他的唯命是从的下属，了解了他的心理和愿望，竟然将情报工作纳入迎合统帅胃口的轨道。麦克阿瑟有两个最受信任的下属：盟军参谋长兼第十军军长阿尔蒙德少将、盟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威洛比准将。不幸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马屁精。对于远东最高司令麦克阿瑟来说，军情部门的惟一工作与第一要务，就是要证明他的决策有多么英明。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断有类似的确凿情报源源而来，甚至美军已经和中国军队正面交锋，而美军情报部门主管竟然完全相信他们面对的敌人只是朝鲜的散兵游勇。11月3日，美国国内从远东军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威洛比那里获得的情报是：中国军队只有16500人到34500人之间……实际上，入朝的中国军队已达30万人。就在威洛比向华盛顿上交不实数字的情报时，美第十军海军陆战队一部遭到志愿军的又一次袭击。接连两次遭遇战，应当使美军警醒，这已经不需要情报来验证了。
公开情报的巧妙利用
1950年11月初，抗美援朝战争第一次战役打过后，朝鲜战场出现了大战前的宁静。毛泽东预见到一场新的恶战不可避免，正在筹划第二次战役。此时，周恩来、聂荣臻等人来到毛泽东的住处。
毛泽东问聂荣臻：那个消息广播后，有情况吗?
毛泽东说的“那个消息”，实际上是一份公开情报。第一次战役是遭遇战，非常仓促。11月2日，经毛泽东亲自修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一次报道了中国军队在朝鲜参战的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是这样播的：志愿军在保护鸭绿江边的中国的水力发电地区。言外之意，前几天参战的不是中国正规军队，规模也很有限。
美军远东司令部情报部部长威洛比也不相信中国军队敢于大规模地与美军交战，中国的广播“印证”了他的判断。他在给华盛顿的电报中是这样说的：“在满洲地区共有正规的中国军队三十一万六千人，非正规部队或者公安部队二十七万四千人，大部分正规军集结在鸭绿江沿岸的许多渡口附近。”他的情报结论是：中国的正规军队没有赴朝鲜参战。
实际上，志愿军第一批部队已经入朝参战，共4个主力军和3个炮兵师，计25万人。第二批3个军13万人也正在日夜行军奔赴朝鲜战场。
军史专家后来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消息，是毛泽东利用公开情报实施的瞒天过海之计。
此外，志愿军还大量地使用了电子欺骗战术，在志愿军秘密入朝的同时，原本在东北的电台依然在大量工作。而在此后，志愿军还会经常更换各军的电台代码，使得美军对于志愿军的规模和位置发生误判。
第一次战役胜利后，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采用了示弱的欺敌战略，放弃了第一次战役的战役成果而撤退，美军对志愿军的误判被进一步地加深了。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各国情报部门竞相搜集和分析中国在朝鲜半岛情报成功的背后秘密。西方国家的一致结论是：中国对其情报来源的方法保持沉默，这可能意味着中国实际上很少从朝鲜军方获得情报，而是从相对独立的自己的渠道获得消息来源。
美军在无线电监听方面有一定优势
麦克阿瑟被免职后，李奇微接替他担任“联合国军”司令，他充分吸取了血的教训，对情报重视程度尤为加强。美军主要通过监听志愿军的无线电通信发现进攻的征兆，并通过对收发报关系的分析，整理出在朝鲜的志愿军的战斗序列。
1950年11月上旬，美国中央情报局从截获的中国民用无线电通信电报中，发现中国政府在上海订购3万张朝鲜地图，发货到中国东北的部队。美军情报部门认为这些地图够30个师使用。恰好在12月前后发起的圣诞节攻势中，中国出动了30个师(第四野战军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五十军和华北军区第六十六军，共18个师;第三野战军第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军共12个师)。这引起美国政府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高度重视。
美军空军的监听站通过对苏、中、朝空军地面指挥员和空中飞行员通话的监听，得到了对手活动的实时情报。1951年7月，美军从截获破译的朝鲜人民军密码电报中，预先得知了朝鲜人民军方面参加开城谈判的人员名单，之后还从这些来往密码电报中，知道了每次谈判后的情况汇报和准备的声明稿内容，从而取得了一些谈判的主动权。
1953年3月和7月，在志愿军进攻老秃山和猪排山的前几天，“联合国军”的监听站发现志愿军正向这两个高地运动和集结。战斗打响前5分钟，监听站向守卫这两个高地的美军及时发出了警告。战斗的整个过程中，美军的监听站一直为战地指挥官提供实时的无线电战术情报，使得守军有所准备，并提前炮击。
在1953年7月的金城战役前，美军通过无线电监听，发现了志愿军的战役进攻意图，并出动了大量飞机进行轰炸，给志愿军以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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