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机缘巧合之下，我正在欧洲进行旅游与学术交流。虽然长期生活在祖国，我内心一直支持国际主义，却从未与国外的左派人士进行过深入交流。我们所秉持的国际主义主张，与他们所想的是否一致?我们对某些事物的理解是否相同?面对同一社会议题，又有何看法?这些疑虑，随着飞机驶离家乡而烟消云散。
单一的文化视野，无疑是狭隘且致命的。无论是出于了解的渴望，还是交流的愿望，我决定采访并交谈西方各国的普罗大众、政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那些陌生的异域之人。
我想了解他们，也希望他们通过我来了解某些事物。即使在互联网高度发达的今天，与外面的世界沟通并非难事，但请允许我借用一句话：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决定与他们面对面交流，亲身感受他们的所思所想，进行记录，并最重要的——分享。这不正是互联网精神之一吗?在征得受访者同意并受到鼓励后，这将是一个长期系列。
在提到某些敏感词时，我会使用指代或暗喻，减少常用中文模因的使用，若造成阅读障碍，在此致歉
最后，感谢受访者“Comrade Valerius”(瓦莱里乌斯同志，受访者的笔名)。
在波兰，他是我遇到的首位愿意与我交流的左派人士。再次谢谢您，祝您在波兰的日子一切顺利。
关于Comrade Valerius的个人介绍，他愿意公开的部分如下：我是马列主义者，我认为最好遵循斯大林模式(虽谈到集权，我更喜欢朝鲜模式)。
我是一个无神论者，尽管承认宗教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在我的身份档案中是基督教-天主教)。
我来自波兰东部地区，从父母两边的背景来看，加利西亚的小农民(虽父亲现在在技术上很聪明，但我们仍耕种一些自用土地)，从2020年开始，我就有意识地在某处加入康米组织
闲话少说，让我们回到本文背景：如题，本次交流对象是一位波兰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因受访者要求，文中不会涉及某些私人信息。我们的交谈涵盖了对东夏、波兰左翼状况、波兰政治人物、苏联、俄罗斯等议题。
受访者：您希望我介绍总体情况，还是按社会群体分类详细说明?另外，我手头也包括一些具体名称，但不确定对您是否有用。就东夏而言，大多数人对波兰是否普遍缺乏了解?
笔者：我希望获得更全面的了解，在东夏，我们对波兰确实“了解有限”，对波兰的政治、社会状况以及阶级力量等方面都不太熟悉。
受访者：那我们不妨从总体概述开始，总体而言，与美国、西欧国家或俄罗斯相比，波兰人对东夏的认知和兴趣并不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这种兴趣有所上升，主要受大中型媒体的推动——尽管它们的报道往往流于表面。
也有少数小型媒体进行较为深入的报道，但影响力有限，这一点稍后再谈。
我出生于1988年，回想童年时期，对于普通民众或对政治不太感兴趣的人来说，东夏给人的印象是“穷人为糊口而奔波”以及“质量低劣的商品”。
如今，这种看法正逐渐改变，主要归功于媒体的作用以及近期两国外交互动的加强，但普通民众仍缺乏深入了解的动力，再来说说媒体，随着东夏的崛起(以及东夏与西方的摩擦)，媒体对相关话题的兴趣确实增加了，我认为关键时期是2015至2020年。
除了上述原因，这也与法律与公正党的崛起及其外交政策有关，东夏开始被更频繁地提及和关注。
这意味着，提高对东夏的认知，还需要那些与东夏有联系、甚至生活在东夏的人通过社交媒体发声，其中较为严肃的观点来自Leszek Slażyk，还有一个规模较小的YouTube频道“彼得东夏”。
在这些讨论中，尤其引起西方媒体注意的是关于蕃人和突厥人所谓“种族灭绝”的议题，需要指出的是，起初更多关注集中在“疆域人权”，但后来逐渐被突厥议题所取代。
如果你的同胞曾到过华沙，在西火车站向西走，可能会在天桥下看到呼吁“疆域自由”的涂鸦，在华沙周边，偶尔也能见到类似的反东夏涂鸦，在某种程度上，波兰媒体在追随西方的流行趋势，但这更多体现在私营媒体中，国有媒体则有所不同，其立场往往取决于掌控者。
在此我想插一段题外话，以便更好地理解后续内容。
在波兰，媒体对康米主义的反对非常强烈，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俄罗斯”在现实认知中被等同于康米主义。
对于那些未深陷“恐俄症”或“反康情绪”的人来说，一个难题是：波兰的恐俄情绪是源于反康米，还是反康米源于恐俄情绪?
历史上，波兰的农民阶级——也就是人口的大多数，直到波兰人民解放运动后才形成庞大的工人阶级——对俄国(无论是苏联还是沙俄)抱有一定好感。
对俄国持敌对态度的主要是波兰知识分子，他们大多出身贵族或至少来自知识阶层，地主阶级的态度则较为复杂：尽管他们普遍有独立倾向，但也有一部分人愿意与沙皇和平共处，尤其是较为富裕的上层地主;而较不富裕的地主则更倾向于独立。
然而，在十月革命后，地主阶级和知识分子都明确宣布自己为新俄国的敌人。尽管部分知识分子围绕罗曼·德莫夫斯基的思想，对这一问题持更为理性的态度(这一点稍后再谈)。
无论如何，当波兰人民共和国在二战后成立时，尽管知识分子的苏维埃化进程曾一度启动，但在1953至1956年间中断，自那时起，他们形成了一种心理压力：只要不在公开场合诋毁苏维埃制度，就不会有事;到了去斯大林化时期，只需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政府路线即可——当然也有例外。他们在私下批评制度通常不会受到惩罚。
随着苏维埃制度的崩溃，这些人又回到了反康米的旧习，特别是新政权的建立进一步助长了这一趋势。
这种现象非常普遍，甚至在波兰统一工人党(PZPR，亦称波共)内也能找到这样的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莱谢克·巴尔切罗维奇，他在体制崩溃后负责波兰的激进市场改革，导致大规模失业、工业被摧毁或被西方公司低价收购，而他本人也曾是一名共产党员。
相比之下，对旧制度抱有好感的人要么受到粗暴对待，要么为保住职位而不得不保持沉默。
当然，大学里仍能找到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但更多情况下，新政权出于“清除成本太高”的考虑，选择用年轻的“反康米老手”自然替换掉同情者和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者，培养新的干部。
虽然偶尔会发生警察闯入讲座的事件——例如接到“宣传极权康米主义政权”的举报后，警察会在讲座中途进入报告厅——但据我所知，最终并未发展为镇压，通常只是以恐吓告终，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亲西方媒体)通常会揭露反康米和反东夏的行径，但有时出于某些原因也会保持沉默。
例如，在杜达(波兰前总统安杰伊·杜达)访华这类商业活动中，它们往往选择不发声。还有少数人纯粹出于实用主义，在亲西方的同时，也认为应与东夏做生意，像Zychowicz或Bartosiak这样的极端反共人士就属于这一类。
他们在这样做时，往往以“东夏并非真正的康米主义者”为由，将东夏的意识形态边缘化，这可能使他们更容易将东夏视为潜在合作伙伴。
此外，还有广义上的反体制力量，其中亲东夏观点并不罕见。但我认为在波兰，反体制力量非常薄弱，接下来我将提到的每个团体影响力都不大，有些甚至只是小规模组织，类似于“沙发党派”的规模。
让我从左派开始介绍这些团体及政治人物，波兰有一个共产党，但更像是一个老年人俱乐部，政治活动几乎为零，据我观察，其成员倾向于亲东夏，该党一直是政府打压的对象，但政府更多是将其树立为靶子，而非彻底摧毁它。
曾经有一个名为“康米主义重生”的圈子，我曾参与其中，该圈子拥有发布信息和文章的网站，以及一个至今仍在运营的YouTube频道，后来，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名为“PPR”的小党派，虽经历了一些动荡，目前仍勉强维持。
在我还是党员时，该党对东夏和俄罗斯等国抱有好感，其中一位主要成员多次受到政府处罚，大多是轻微罚款，最近一次是在2021年，他从法国返回波兰时，在公园遭到ABW(国家特别警察)的袭击，被戴上手铐带往总部。
他被指控宣传康米主义，但法院最终裁定，其在法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于是被释放，他是波兰当代最著名的康米主义者，因此其观点也强烈亲东夏。
其次是IM(马克思研究所)，这是一个信奉贡萨罗主义的小型组织，从一个组织中分裂出来，立场强烈反东夏，而波兰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则认为东夏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他们至少有一个主要组织持此观点)
至于无政府主义者，哈，吵闹的牛则往往被体制操纵，也对东夏持敌对态度。
最近，成立了一个名为“PRL”(Polski Ruch Lewicowy，波兰左翼运动)的政党，具有左翼性质，但我不称其为康米主义政党，因为它更像是民族左派，据我所知，该党对东夏持较为积极的看法。
然后是罗曼·德莫夫斯基，他的追随者形成了一个以“波兰思想”为核心的圈子，拥有网站和YouTube频道，但并非政党，更像是一种舆论氛围，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他们认为应与俄罗斯和东夏合作。
反对者称他们为“波兰康米主义者”，因为他们对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态度可以说是正面的，尽管他们更愿意提及斯大林之后的时期(1956年后有将“康米主义”边缘化的倾向)。
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角度看，他们可以说是爱国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
值得一提的是，该圈子的一名成员马特乌斯·皮斯科尔斯基曾是自卫党议员，在访问东夏后，被政府以“为俄罗斯和东夏从事间谍活动”的罪名未经审判监禁三年，目前审判仍在进行中，他虽已获保释，但被禁止出境。
最近，有人成立了名为“安全波兰”的政党，但进展并不顺利，先是因在苏联墓地献花引发分裂，随后一名与自由与独立联盟党有关的成员退出。这位成员是个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是反康米分子，但表现出跨阵营合作的意愿;另一方面，在外交政策上又倾向于与东夏合作。
该党领导人与政府关系密切，因此从一开始就声誉不佳，也因他的缘故，政党发生分裂，目前两派正在争夺组织名称权。尽管这位领导人公开与俄罗斯和东夏合作，但如我所说，他很可能是在为体制打掩护。
其他波兰政治人物中，例如记者马切伊·马西亚克，虽然不认为东夏是康米主义国家，甚至视东夏为资本主义典范，但他却是强烈的亲东夏派。从他的观点来看，我也会称他为爱国资产阶级的代表。
由克日什托夫·托尔温斯基领导的“阵线”已经形成，其特殊性在于：一方面，他强烈反对布尔什维克;另一方面，他又持有亲东方观点，经常赞扬白俄罗斯。
另外，我还想提到YouTube频道“罢工欧盟”，它无疑是“左翼”的，但是否主张康米主义值得怀疑(尽管成员自称康米主义者)。还有“反对审查”频道，立场鲜明，由一名社会主义者(非康米主义者)和一名社民主义者共同运营。
至于其他波兰人，我想提及维洛姆斯基，他是一位政治学者，对东夏友好，尽管自称保守派和民族国家支持者。
据我推断，他希望东夏能削弱西方国家，因为他认为西方对波兰民族构成威胁，同时他相信东夏会自主发展。目前，他在公共领域较为活跃。
总体而言，资本主义复辟后，议会中唯一真正反体制的政党是安杰伊·莱珀的“波兰自卫党”，顺便提一句，莱珀是在一种蹊跷的情况下“被自杀”的。
因此，在波兰政坛，尽管各派势力斗争形式不同，但在外交政策上完全服从于美国大使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只是在“真正的自由主义和自由市场”与“带有一定监管和保守主义掩护的资本主义”之间进行选择。
笔者：非常感谢您对波兰情况的详细介绍，这对我们非常有价值。再次感谢。我这边收集了来自东夏左派的10个问题，希望您能解答。
笔者：第一个问题是：您如何看待波兰工人自己推翻了所谓的“工人国家”，却没有实现更进步的变革?
受访者：嗯，这是一个需要长篇回答的问题。基本上，波兰制度的崩溃与苏联制度的崩溃有关，在1989年圆桌会议期间，革命情绪已经减弱，对团结工会的支持也在下降，更准确地说，是政党精英背叛了——他们放弃了维护体制的斗争，但如果莫斯科本身没有放弃，他们或许也不会改变现状。
至于团结工会本身，我们不妨先看看康米主义制度。如我之前提到的，苏维埃化随着去斯大林化而停止，除了上层结构和人民意识的变化停滞，经济基础也在某种程度上陷入停滞。
事实上，农业集体化被放弃，传统的农民阶级在体系中取得了一定地位，私人部门主导了农业生产，尽管对土地面积有限制，但50至100公顷的上限更多是形同虚设(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渡期相比)。
此外，还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农民-工人”次级阶层，他们全职工作，下班后从事农业生产，这个阶层与纯粹工人之间存在着怨恨，因为后者与工作场所的联系更紧密。其他行业也存在私营部门(尽管受限)，但规模不及农业。
我认为，在去斯大林化后，波兰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对农民比对工人更友善的国家，农民阶级最为和平/被动(1956年后，他们很少给当局制造麻烦)。
而工人在斯大林时期是最满足、问题最少的群体，但这种情况在斯大林时期之后发生了变化。
另一个关键点是，工人并不希望资本主义复辟，团结工会的口号不是“我们给您资本主义”，而是“我们给您更好的社会主义”，换言之，与西方情报组织有联系(并获得资助)的团结工会政府，利用了工人阶级对制度的不满，欺骗了他们。
那么，这种工人不满从何而来，又为何如此直接呢?我认为这是长期去斯大林化过程中的错误所致。
自戈穆乌卡时代(在比鲁特之后)，波兰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中比重越来越大，而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比重越来越小，同时，波兰在这些贸易中造成赤字，且逐年缓慢增长，逐渐侵蚀了体系。
此外，资源投入比例从生产部门转向消费部门，随后又流向农业和小型制造业的私营部门，这使得黑市更容易运作——在黑市上，商品可以卖出比转售给国家更高的价格，这也促使人们更倾向于成为地主或企业主，因为这些人被视为“成功者”。
上述因素共同导致生活条件日益恶化，爱德华·盖莱克提出抗议并接替了戈穆乌卡(有证据表明莫斯科参与了这一过程，无论是为了缓和紧张局势，还是因为新班子不喜欢戈穆乌卡与赫鲁晓夫的关联)。
盖莱克为了改变现状，向西方借了大量贷款，发展生产(包括重工业和消费品)和基础设施等。起初，这带来了显著的发展和生活水平提升。然而，如同资本主义体系及其周期性危机一样，盖莱克不幸遭遇了危机。
由于中央计划，危机延迟波及波兰，随后人民不得不勒紧裤腰带，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这成为社会起义的直接原因。
此外，由于经济依赖西方贸易，美国和西方趁机落井下石，实施制裁，使情况雪上加霜。
制裁包括：限制对外贸易，尤其是高科技产品进口;禁止销售现代军事装备;限制国际信贷;冻结波兰在西方银行的资产;限制政府官员出国;封锁经济援助;限制技术转让，尤其是战略部门;禁止进口奢侈品;阻碍加入国际经济组织;限制科学文化交流;严重阻碍波兰商品销往西方。
另一个加剧社会不稳定的因素是当时的自由移民政策。政府允许民众以工作或旅游名义前往西方国家，他们在那里亲眼目睹了表面繁荣，回国时往往带着积蓄——这主要是因为波兰人民共和国后期设有名为"Pewex"(佩韦克斯)的外汇商店，在那里可以用美元购买到用波兰货币难以获得的商品，而国家由于前述的贸易赤字和债务压力，急需西方硬通货。
至于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他当初镇压社会动乱是意识到持续罢工将使国家陷入崩溃。
但当事实证明莫斯科已无意独自维系社会主义阵营时，他本人、党内多数干部及安全部门最终选择不作为，转而谋求在新体制下的"软着陆"，他们与团结工会势力合流，共同参与了国家资产的瓜分。
还有一点不容忽视：当时许多波兰党员干部及其子女赴美留学，在那里接受了西方价值观熏陶，并建立起重要的政治人脉，这意味着，西方权力精英早已在波兰内部培植了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笔者：感谢您的解答。第二个问题：二战期间波兰被德国和苏联分别占领时，波兰人民对苏联的态度如何?
受访者：这取决于不同的社会阶层。贫困农民群体大多对苏联抱有些许好感或持漠然态度——需要注意的是，当时农民的民族认同尚未完全形成，他们对波兰的国家认同相对淡薄。在1920年战争中，只有在获得土地改革承诺后，他们才勉强停止逃避兵役。但事实上，这些承诺从未兑现。
地主贵族、资本家及大多数知识分子阶层则基本维持战前立场。他们原本就持有强烈的反康米主义立场，因此很难期待他们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而在苏联占领区，部分左翼知识分子选择与苏维埃当局合作。
工人阶级普遍对苏联抱有好感，康米主义者及其同情者更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波兰共产党在大清洗期间已被解散，因此党员更多是以个人身份支持红军，缺乏统一组织，这种状况有时导致波兰第二共和国撤退军队在红军抵达前，就地处决当地的亲苏人士。
当地民众也非完全被动，只要有机会就会袭击小股的Sanacja政权士兵(指1926年五月政变至1939年期间的波兰统治集团)这类冲突在波兰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明显，他们对前波兰国家的敌意远超过主体民族农民。
需要指出的是，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民众对苏联的同情普遍增强，尽管程度不一。
1939年九月战役失败后，波兰被占领土上出现了多个地下抵抗组织。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隶属于流亡政府(后改称"家乡军")的武装，该组织最初在法国活动，法国战败后转移至伦敦。
他们利用战前建立的关系网络和英美资金支持，在波兰建立了规模最大的抵抗组织。该组织最初同时反对德国和苏联(尽管波兰地下组织很快被NKVD渗透摧毁)。
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伦敦流亡政府不得不承认苏联为盟国，但其实际合作并不顺畅。虽然存在联合抗德的行动，但家乡军也时常对人民近卫队(波兰工人党的武装力量)采取敌对行动。
其组织内部设有专门打击康米主义影响的部门，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西白俄罗斯和维尔纽斯地区——当地家乡军甚至与德军指挥部达成非正式协议，双方互不侵犯，德军还向其提供武器用于对付苏联游击队。
说到这儿，我想简要介绍当时几个主要地下组织：
家乡军：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代表波兰流亡政府及战前精英利益。在1944年前采取"持枪待命"策略，尽量避免与占领军正面冲突。
农民营：规模仅次于家乡军，代表农民利益，对苏联较为友好，与波兰共产党有合作。名义上隶属家乡军，但实际许多指挥官拒绝接受其指挥。
国家军：由战前右翼(包括波兰法西斯分子)组成，对康米主义者敌意最深，经常与之冲突。在所有组织中，最常与德军秘密勾结。
人民近卫军：活动范围有限，但在抗击德军时最为积极。
当苏联红军在"巴格拉季昂"行动中进入前波兰领土(即1939年并入苏联的地区)时，遭遇了当地波兰游击队，由于戈培尔利用卡廷事件进行宣传，导致流亡政府与苏联关系破裂。
尽管如此，家乡军司令部仍决定发动大规模"暴风行动"，在红军到达前夺取城镇控制权，这些行动本质上是政治性的，旨在宣示这些地区属于波兰。虽然红军接受了他们的协助，但随后就解除了家乡军的武装，人员或被拘留，或整编入波兰人民军。
那些未被解除武装的部队后来按照指挥部命令自行解散，但更多转入地下继续与新政权对抗。
笔者：好的，现在第三个问题：您对波兰的选举制度有何看法?
受访者：我对此持悲观态度，无论哪个政党当选，外交政策都不会有实质性改变。而在国内政策方面，本就有限的社会福利还将进一步缩减。
笔者：第四个问题：您如何评价二战后波兰领土整体西移，以及对波美拉尼亚-西里西亚等前德国地区的接管?
受访者：我对此持肯定态度，战前的波兰第二共和国在处理布格河以东的少数民族问题上困难重重，与俄罗斯不同，波兰精英从未掌握治理多民族国家的能力——即便在单一民族国家治理中也问题频出。
从经济角度看，西里西亚拥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历史上就是基础设施和工业发达地区，而广阔的波罗的海出海口为波兰打开了通往世界的大门。反观布格河以东地区，经济相对落后，资源也较匮乏。
从地缘政治看，这一变动消除(或至少极大削弱)了来自德国的威胁。对比波兰第一共和国被瓜分前与第二共和国战前的版图，可以看到德国一直试图将本土与东普鲁士连接(这与波兰利益根本冲突)。
自建国以来，波兰始终是德国东扩的目标，历史上属于我们的领土不断被德国侵占并逐渐日耳曼化。
二战扭转了这一持续近千年的进程，使波兰边界重回奥得河畔的"皮亚斯特"王朝传统疆域。
笔者：第五个问题：您如何评价苏波战争和卡廷事件?
受访者：我谴责1920年战争是当时波兰精英阶层冒险主义的体现，他们怀有不切实际的超级大国野心。至于卡廷事件，这是德国的挑衅行为，旨在分化波兰流亡政府与苏联的关系，动摇西方盟国与苏联的联盟，就个人而言，我对那些被德国处决的波兰人渣并不惋惜，但将此事归咎于NKVD的做法令我反感。
笔者：第六个问题：有位朋友想请教您如何评价瓦文萨及其领导的团结工会?
受访者：我在前面已经部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只想补充一点：瓦文萨本人资质平庸，更像是个被他人操控的傀儡，而非独立的政治人物。
笔者：第七个问题：您对卢森堡和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理论有何看法?
受访者：总体而言列宁是正确的，但在具体执行上存在偏差——他给予了一些尚未形成完整民族意识的群体(如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波罗的海民族、芬兰人等)过高的政治地位，斯大林实际上对此进行了修正，虽然没有正式否定列宁的理论，但在实践中调整了方向。
就我个人看来，列宁在与卢森堡的论战中总体上是对的，但具体到俄国情况，卢森堡的观点更符合实际——布尔什维克允许较小民族脱离俄国是错误的，我认为战前的沙皇俄国实际上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包含多个次级民族群体。
列宁理论上承认这是民族内部斗争，却在实践中割裂了这个共同体，将各部分承认为独立民族，卢森堡的正确之处在于反对民族分离，但她的错误在于完全忽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二战历史证明了民族意识的力量，也印证了忽视民族主义的后果。观察当今世界，在成功融合共产主义与民族思想的地方(如俄罗斯、东夏、朝鲜)，共产主义影响力较大;而在未能做到这点的地区，则缺乏群众基础。
作为波兰犹太裔思想家，卢森堡从未成为我个人的精神指引，尽管存在理论缺陷，我仍认为她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运动的重要人物，她对阶级斗争的坚持虽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始终保持着革命坚定性。
笔者：第八个问题：波兰是否存在明显的城乡对立?
受访者：确实存在，但强度难以量化，这种对立某种程度上是波兰共产党时期政策的遗留问题——正如我先前所说，小农经济在当时被刻意保留。在西部地区，小农经济因资本集中而自然消亡，而在东部则通过集体化改造。如今资本集中进程仍在继续，但波兰仍存在大量中小型农场。
这种对立的现实根源在于：如同所有资本主义国家，资金向大城市集中，外省地区被忽视和剥削，外交政策也对农业不利，导致波兰与需求旺盛的东方市场隔绝。
最近乌克兰廉价农产品涌入波兰市场，使本土生产者陷入困境。尽管政客们作出承诺，西方企业仍然享有特权地位。
笔者：第九个问题：您个人对俄罗斯持何看法?波兰社会对俄态度如何?
受访者：我个人对俄罗斯持正面态度，无论是文化还是政治层面。虽然俄罗斯已不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它仍然是一个反帝国家(更多是出于现实需要而非理想追求)。
目前波兰媒体充斥着强烈的反康米主义(结合反俄)宣传，这具体表现为当局破坏红军烈士、波兰人民军战士和康米主义活动家的纪念碑，甚至发生毁坏墓地的事件。媒体和政客对俄罗斯极尽诋毁之能事。
多年的反俄宣传确实在社会层面产生效果，但除了某些意识形态强烈的团体外，我不敢说大众存在深刻的恐俄症，虽然在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初期，仇俄情绪一度高涨，但两年后的今天，这些现象已逐渐消退。
那些曾经为乌克兰命运哭泣的人现在开始抱怨乌克兰移民，因为许多乌克兰人在波兰犯罪，且政府给予他们相当多的财政支持，这自然引起本土居民的不满。
需要补充的是，在冲突初期曾发生过针对亲俄人士的袭击事件，我前面提到的"波兰思想"团体在一次集会时，就遭到武装团伙投放催泪瓦斯的袭击。虽然没有造成死亡，但有一名伤者被救护车送走。
(笔者注：相关报道见https://myslpolska.info/2022/04/04/eskalacja-bandytyzmu-atak-na-klub-mysli-polskiej/)
我的一位朋友也遭遇过数次袭击，包括在华沙公寓内遇袭，所幸未遂。随着时间推移，这类袭击现已基本停止。
笔者：最后一个问题：宗教在波兰的影响力如何?
受访者：与其他国家相比，波兰仍是个宗教氛围浓厚的国家，但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西部地区的世俗化程度远高于东部。我本人来自东部地区。尽管天主教会至少在社会表象上仍保持重要地位，特别是右翼(口头上保守)组织喜欢寻求其支持。
笔者：感谢您的全部回答!Valerius，您的回答对我了解波兰情况十分重要。再次感谢。嗯，我忘了“最后一个”问题，我保证这是最后一个：在交流最后，您最想对来自东夏的同志们以及我说些什么?
受访者：Don't make our mistakes and destroy your future like we did.
不要重蹈我们的覆辙，像我们一样毁掉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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