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注：据AI智搜综合消息，两党僵局持续，截至10月21日停摆已进入第20天，参议院对临时拨款法案的第十次表决仍未通过。民众普遍厌倦政治争斗，担忧社会撕裂加剧。历史数据显示，美国自1976年以来已发生22次停摆，原因多与预算程序漏洞、意识形态对抗及核心议题分歧相关（如医保、国防开支等），但根本矛盾始终未解……像经济危机一样，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质变是一定会发生的，至于彻底溃毁到来时是彻底毁灭，还是诞生新的先进社会制度——如共产党宣言所述，还是要靠阶级斗争。
当美国联邦政府的大门再次因预算僵局紧闭，国家公园的围栏、社会服务的热线中断、数百万联邦雇员焦虑的脸庞，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帝国黄昏图景。美国主流媒体忙着炮制 “民主制衡的日常摩擦” 之类的叙事，将这场危机简化为红蓝两党间的意气之争，或是行政与立法部门的权力游戏。但只要把这层刻意涂抹的意识形态油彩擦掉，就完全能看到其下涌动的真实暗流。
思想舆论领域的交锋从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前哨战，这场战争的胜负直接决定着后续斗争的方向与强度。在这个拥有全球最“自由”的意识形态机器的国家面前，垄断资本通过控股媒体集团、资助教育体系、操控文化产业，早已构建起一张无形的认知罗网。他们将复杂的阶级对立拆解为碎片化的身份冲突，让种族、性别、地域等议题占据舆论中心。在停摆发生后，电视新闻里充斥着对两党领袖谈判细节的追踪、对政策妥协可能性的猜测，却没有一个主流评论员敢于追问，为什么在标榜 “民生至上” 的国度，当政府停摆时，首先被牺牲的是普通雇员的薪水，而非军工复合体的订单或华尔街的税收优惠？
这种意识形态操纵的核心目标，是消解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将其政治能量吸纳进资产阶级设定的游戏规则中。通过数十年的系统性灌输，一种 “政治终结论” 的幻觉在社会中弥漫开来。人们被告知，资本主义是人类能找到的最好制度，两党轮替就是民主的全部内涵，任何超越这一框架的思考都是 “不切实际的空想”。于是，当生活成本持续上涨、医疗负担日益沉重、工作稳定性不断下降时，民众的愤怒往往找不到真正的发泄对象，只能在资产阶级划定的赛道上打转。要么抱怨某个政党 “执政无能”，要么指责某个族群 “抢走资源”，却看不到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于私有制对社会生产力的束缚。停摆期间，社交媒体上随处可见民众对民主党 “挥霍无度” 或共和党 “固执己见” 的谩骂，却鲜有人意识到，无论哪一方获胜，最终的政策都只会服务于资本的利益，普通民众的处境不会得到根本性改变。这种思想上的自我禁锢，让被压迫阶级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压迫者的逻辑，成为维护现有秩序的 “帮凶”。
思想领域的控制直接为政治斗争提供了掩护，让资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得以以 “民主博弈” 的面目呈现。美国政府停摆看似是行政与立法部门的权力制衡失灵，实则是垄断资本不同派系间不可调和的利益矛盾的集中爆发。国家从来不是中立的 “社会管理者”，而是维护特定阶级利益的工具，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在当代美国，这个委员会内部早已分裂为不同的利益集团，代表华尔街的金融资本渴望宽松的货币政策与全球化的资本流动，以便在虚拟经济中攫取超额利润；代表德克萨斯州的能源资本则主张放松环保监管与本土能源保护，维护传统工业的垄断地位；代表硅谷的科技资本既需要全球人才流动来降低成本，又希望通过知识产权垄断维持技术霸权；而庞大的军工复合体则依赖持续增长的国防预算与海外军事行动，实现资本的不断增殖。当这些集团的利益诉求无法通过常规政治程序达成妥协时，政府停摆就成为了这种内部冲突的极端表现形式，与其说这是 “民主制度的缺陷”，不如说是垄断资本主义政治腐朽性的证明。
民主、共和两党正是这些资本集团在政治舞台上的代理人，他们的争执从来不是 “主义之争”，而是 “利益之争”。医保政策的僵持背后，是医疗垄断资本与制造业资本的博弈，前者希望维持高昂的医疗价格以榨取更多利润，后者则担忧过高的劳动力再生产成本会削弱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边境墙争议的实质，是全球主义资本与本土主义资本的分歧，前者需要廉价的移民劳动力来降低用工成本，后者则害怕劳动力过剩冲击本土工人的工资水平。即便是看似无关痛痒的教育预算之争，也隐藏着不同资本派系的算计，科技资本支持 STEM 教育以培养技术工人，传统资本则更关注职业教育以满足制造业需求。这些表面上的政策分歧，本质上都是对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分配权的争夺，而选民的情绪和为此争论的集会只是这场博弈中的棋子。
随着垄断取代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其政治形式也逐渐从 “进步” 转向 “腐朽”。政府停摆从过去的偶然事件演变为周期性现象，正是这种腐朽性的最好说明。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停摆的频率明显增加，从 2001 年到 2023 年，大规模停摆事件已发生 6 次，其中 2018 至 2019 年的停摆持续 35 天，创下历史纪录。这背后是资产阶级协调内部利益能力的急剧下降。每个垄断集团都只想维护自身的短期利益，不惜牺牲整个阶级的长期统治稳定。这种 “否决政治” 的盛行，使得国家机器在应对重大危机时屡屡陷入瘫痪，面对气候变化带来的生态灾难，资本集团的利益冲突让环保政策迟迟无法落地；面对新冠疫情的冲击，两党争论的焦点不是如何保障民众生命健康，而是如何利用危机为资本提供更多补贴；面对基础设施的老化，巨额财政资金被挪用至军费与金融救助，而桥梁坍塌、铁路老化的问题却无人问津。当一个阶级连自己的共同事务都无法有效管理时，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便已开始动摇。
政治斗争的形式终究由经济斗争的本质所决定，政府停摆这场政治闹剧，最深刻地揭示了当代帝国主义的经济矛盾。停摆的直接导火索是预算案，而预算的本质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分配方案，是阶级利益分配的核心战场。资产阶级国家通过税收、财政开支和货币政策，将全社会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进行再分配，最终服务于资本积累的最大化。停摆期间，两党争论的每一个美元，都浸透着无产阶级的劳动汗水，工人、护士、清洁工、快递员创造的剩余价值，通过税收进入国库，再通过预算分配流向垄断资本的口袋。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两党如何争执，有几项开支始终是 “神圣不可侵犯” 的，国防预算每年都在增长，2024 年已突破 9000 亿美元，占联邦财政开支的 18%，这些资金直接流入军工复合体的账户；对大企业的税收减免政策从未被真正质疑，2017 年的减税法案让美国最富有的 1% 人群的税负降至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在金融危机时对华尔街的救助资金，更是以万亿计，却没有任何一家大型银行因贪婪而受到实质性惩罚。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生领域的开支却屡屡被削减，公共教育经费占比持续下降，导致学区不得不关闭图书馆、解雇教师；医疗补助项目的覆盖范围不断收缩，数百万低收入者失去医疗保障；而在停摆期间，80 万联邦雇员被停发薪水，其中许多人不得不靠打零工或借贷维持生计。这种选择性的资源分配，赤裸裸地暴露了国家机器的阶级属性，它根本就不是 “全民的政府”，而是资本的代言人。
在这场经济分配的博弈中，国家作为 “理想的总资本家” 的角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它的首要任务不是保障民众的福祉，而是维护资本积累的条件。当劳动力再生产与资本循环发生冲突时，被牺牲的永远是前者。停摆期间，联邦雇员的生存困境被描绘为 “必要的牺牲”，而资本的利润却必须得到保证。数据显示，2023 年停摆期间，美国前 100 家大企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 12%，而被停薪的联邦雇员中，有 40% 无法按时支付房租，20% 不得不推迟医疗检查。这种残酷的现实背后，是资本逻辑的必然要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价值只在于其作为劳动力的属性，一旦无法为资本创造利润，甚至成为资本积累的障碍，就会被无情抛弃。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经济安排正在不断自我强化，资本通过控制国家机器获得更多利润，再用这些利润进一步操控媒体、教育和政治，形成 “资本 - 国家 - 意识形态” 的闭环，让剥削变得更加隐蔽和难以反抗。停摆不过是将这种日常的、隐性的剥削以戏剧性的方式显性化了，它让人们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正常运转，本身就是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压迫之上的。
可见，周期性的政府停摆是美国帝国主义衰落性的集中体现。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早已从工业垄断、殖民地垄断演进到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全球寄生性垄断。这种寄生性首先表现为金融资本与实体经济的脱离，美国金融产业创造的利润占 GDP 的比重已超过 20%，而制造业占比却降至 8.4%，创下历史新低。金融资本不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而是通过投机、套利、债务等手段在全球范围内攫取财富，形成了 “用货币生货币” 的自我循环。这种模式必然导致实体经济的萎缩，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基础设施老化，而虚拟经济的泡沫却越吹越大。为了维持这种寄生性积累，美国不得不依靠美元霸权和军事霸权对全球进行剥削，通过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肆意印发钞票收割全球财富；通过知识产权垄断，向发展中国家收取高额技术租金；通过海外军事基地和战争，维护能源通道和资本安全。但这种剥削模式正在遭遇越来越大的阻力，新兴帝国主义的崛起动摇了美元霸权，全球反战运动抵制美国的军事干预，而国内的阶级矛盾也在不断激化。预算僵局正是这种内外矛盾的集中爆发 。一方面，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贪欲要求更多的财政资源流向金融和军事领域；另一方面，实体经济的衰落和民众的不满又要求增加社会投入，这种矛盾无法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得到解决，只能以停摆等危机形式表现出来。
寄生性必然导致腐朽性，这是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规律。在当代美国，技术创新不再主要用于提升民众福祉，而是转向军事领域和金融投机。人工智能的突破首先应用于无人机作战和高频交易，生物科技的进展更多服务于富人的健康保养而非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社会财富被大量浪费在无意义的领域，2024 年美国大选的总花费超过 150 亿美元，创下历史纪录，这些资金本可以建设数百所学校或医院；游说行业每年的投入超过 30 亿美元，大企业通过游说议员制定有利于自己的政策，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不公。这种腐朽性还体现在政治的反动化上，垄断资本越来越害怕社会变革，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压制进步力量。从对工会组织的打压到对左翼言论的审查，从对少数族裔权利的限制到对投票权的剥夺，资产阶级正在放弃曾经的 “民主伪装”，日益走向公开的专制。政府停摆期间，这种腐朽性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民众因公共服务中断而痛苦时，议员们依然拿着高薪，资本巨头依然在狂欢，整个政治体系对民众的诉求视而不见。一个曾经以 “高效”“创新” 自诩的国家，如今连维持政府基本运转都变得困难重重，这充分说明支撑这个体系的经济基础已经千疮百孔，其衰落的趋势已不可逆转。
所有这些矛盾，最终都指向帝国主义的垂死性。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任何社会制度都有其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当一种制度无法容纳其内部产生的生产力时，就必然会被新的制度所取代。美国帝国主义如今正处于这样的历史阶段，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已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全球供应链、跨国协作、信息技术将整个世界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但生产资料却依然被少数垄断资本所占有。这种矛盾的激化，不仅导致了国内的停摆、危机和动荡，也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反抗。从拉丁美洲的左翼浪潮到亚洲的反全球化运动，从欧洲的罢工抗议到非洲的主权斗争，帝国主义的统治秩序正在被逐步瓦解。政府停摆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帝国主义生命周期中的一个症候，它同时显现了经济上的寄生腐朽、政治上的无能反动和社会层面的撕裂解体。这些趋势相互交织、彼此强化，形成了一个不断下滑的螺旋：资本的剥削加剧民众的不满，民众的不满引发政治动荡，政治动荡进一步削弱统治能力，而统治能力的下降又会导致矛盾更加激化。
历史会为自己的发展提供条件，如今的资产阶级再也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他们连自身的共同事务都难以协调，连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共识都无法达成，更谈不上解决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与此同时，无产阶级也越来越难以照旧生活下去，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生活成本持续上涨，工作稳定性不断下降，即便是曾经被视为 “铁饭碗” 的联邦雇员，也会因政府停摆而陷入生存困境。这种统治危机与生存危机的同步深化，正是社会革命条件逐渐成熟的典型特征。但历史的必然性不会自动实现，它需要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来推动。遗憾的是，审视美国人民的斗争现状，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前的反抗还远未形成足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力量，其存在的不足清晰而深刻。
首要的不足在于阶级意识的普遍缺失。长期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浸润，使得许多工人阶级成员将自己的阶级处境错误地理解为种族、性别或文化问题。他们看不到，无论是白人工人还是黑人工人，无论是男性工人还是女性工人，他们共同的敌人都是占有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他们共同的困境，都源于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调查显示，超过六成的美国工人在抱怨生活压力时，将原因归咎于 “移民抢占工作机会”“少数群体享受特权” 或 “政府监管过多”，却很少有人提及 “资本榨取剩余价值” 这一根本原因。这种意识的分裂与混淆，使得无产阶级无法作为一个统一的阶级整体来行动。资产阶级恰恰利用了这一点，通过煽动身份对立来分化工人阶级，让白人工人仇恨移民工人，让男性工人敌视女性工人，让本土工人排斥外籍工人，从而削弱了反抗的力量。当工人阶级内部因身份问题而相互倾轧时，资产阶级就能坐收渔利，继续维持其统治。这种阶级意识的缺失，是革命运动发展的最大障碍，没有统一的阶级意识，就不可能有统一的阶级行动。
与阶级意识缺失相伴的，是组织程度的低下与斗争目标的局限性。美国的工会组织率已从 1950 年代的 35% 降至如今的 10.1%，创下历史新低。更严重的是，现存的或新产生后存续的工会大多已被工联主义所腐蚀，放弃了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性挑战，转而在资本主义框架内争取微小的利益改善。他们满足于与资方谈判工资涨幅、改善劳动条件，却回避了所有制问题和国家政权问题。在政府停摆期间，我们看到的抗议活动大多是分散的、自发的，缺乏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联邦雇员的抗议口号是 “补发工资”“重启政府”，教师的罢工诉求是 “提高薪资”“增加经费”，护士的示威要求是 “改善待遇”“增加人手”。这些诉求本身是合理的，但它们都停留在经济斗争的层面，没有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没有提出 “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没收垄断资本”“建立工人政权” 等根本性目标。这种经济主义的倾向，使得工人运动沦为资本主义制度的 “维护者” 而非 “掘墓人”，没有将共同的痛点整合为阶级的苦难，斗争运动就总会被束手束脚，最终他们的斗争只是在帮助资本主义修补漏洞，延长其寿命，而不是终结这个制度。就像医生只是缓解病人的症状，却不去根除病因，最终只能看着病人在痛苦中逐渐走向死亡，而如果工人运动如果停留在经济斗争层面，也只能看着资本主义在危机中苟延残喘，却无法为社会带来根本性的变革。
第三个不足在于缺乏一个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具有高度组织纪律性的革命先锋队。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无产阶级的斗争如果没有先进组织的领导，就只能停留在自发的、分散的阶段，最终必然会被资产阶级镇压或同化。这种先进组织必须具备坚定的革命立场、科学的理论指导和严格的组织纪律，它能够洞察历史发展的规律，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引导工人阶级从防御性的经济斗争转向进攻性的政治革命。但在美国当前的抗争图景中，这样的组织几乎完全缺席。现有的左翼组织要么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同化，主张通过议会道路 “改良” 资本主义；要么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否定组织和纪律的重要性；要么被身份政治裹挟，放弃了阶级斗争的核心。没有这样的先锋队，工人阶级就像一群没有指挥官的军队，虽然人数众多，却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他们的抗议活动往往是昙花一现，在资产阶级的镇压或收买面前不堪一击；他们的斗争目标不断妥协，最终从 “推翻制度” 退化为 “争取补贴”；他们的力量不断分散，最终被资产阶级分而治之。资产阶级之所以能够维持统治，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无产阶级缺乏这样一个能够凝聚力量、指明方向的先进组织。
最后，美国人民的斗争还缺乏国际主义的视野。资本是国际性的，它不受国界的限制，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追求最高利润；资产阶级的统治也是国际性的，他们通过跨国公司、国际组织、军事联盟等形式，在全球范围内维护资本的利益；当美国这样一个大国出现规模性的斗争时，世界其他国家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虽然其他各国尚且处在沉寂之中，但是现实已经发生变化，当一个庞大帝国出现崩塌的时候，实际上是整个世界帝国主义秩序走向崩塌。因此，反对资本的斗争也必须是国际性的，各国无产阶级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但美国的许多工人阶级成员却看不到这一点，他们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 “其他国家的工人抢走了工作”，而看不到这是资本为了降低成本而进行的全球布局；他们支持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却看不到这是资产阶级转移国内矛盾、分裂国际工人运动的手段；他们对其他国家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漠不关心，却看不到这些斗争正是对美国垄断资本的打击，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视野，使得美国工人阶级无法与全球无产阶级形成统一战线，反而常常成为资产阶级 “以邻为壑” 政策的支持者。当美国工人反对移民工人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资本压制劳动力价格；当美国工人支持海外战争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帮助资本维护全球剥削秩序；当美国工人排斥其他国家的进步运动时，他们实际上是在孤立自己，失去了最宝贵的盟友。没有国际主义的团结，无产阶级就无法战胜国际性的资本，革命斗争也就难以取得最终的胜利。
面对这样的现实，革命的前途在哪里？答案不在虚无缥缈的幻想中，而在对历史规律的把握和对现实斗争的实践中。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新社会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但这种必然性不会自动到来，它需要革命阶级通过艰苦的斗争去实现。每一次政府停摆，每一次金融危机，每一次社会撕裂，都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冲击，也是对工人阶级的一次教育。这些危机打破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谎言，让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制度的本质；这些危机暴露了资产阶级的无能，让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对现有秩序的信任；这些危机加剧了工人阶级的苦难，让越来越多的人产生了反抗的动力。革命的前途，就在于将这些危机转化为觉醒的契机，将分散的不满汇聚成统一的力量，将自发的反抗提升为自觉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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