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陆知识界持久享有较高声誉的前总理朱镕基，其声望最隆是在1998年接任总理之时。当时他之所以享有如此声望，是因为在1994、1995年主管大陆金融之时，及时采取了紧缩政策，以严防、紧守之阵势，避免了随后1997年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成就了先见之明。
当下，发生在香港的“占中”运动，也正在成就习近平的先见之明，成为他的1997。由于此前采取了对意识形态和舆论加强管理的方略，切切实实地把意识形态和舆论“管起来”了，从而使街头政治、“颜色革命”在大陆失去了衍生空间；香港闹腾得再厉害，大陆也自岿然不动，海外势力欲借港九辐射内地的图谋成空；中央和香港行政当局由于没有“恐惧于牵一发动全身，闹大不可收拾”的压力，因此也就可以从容应对，无须采取激烈手段。可以说，习近平在意识形态安全、舆论安全上的未雨绸缪，其收益是多方面的。既稳住了自己的阵脚，无惧外部冲击；又避免了迫于危机的激烈反应，从而可以将事态导向良性，避免了相互“走极端”的恶性循环。
若没有习近平的预扎篱笆，不难想象，大陆要么被香港“占中”运动带动得风生水起，让意图在中国搞“颜色革命”的人喜从天降，随之兴风作浪;要么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从而可能陷入海外舆论所谓的“人权危机”——到那时，真是硬也硬不得，软也软不得，左右为难，软硬都不得好。不难推测，“占中”运动如果是发生在几年前，大陆或许早已是群魔乱舞、风声鹤唳，甚至国将不国的局面。事实上，香港“占中”的发生，本就是被惯坏的结果。此前好几次香港出事，只要有人上街，事情闹大，政府方面马上退缩，遂给某些人造成“一闹就灵”的心理暗示。可惜呵，那些欲图在中国“搞事”的海外势力错估了形势，没想到在今天的中国还能出现个习近平，“占中”晚搞了几年，于是乎效果乃有天壤之别。当然，这些人也需要进行准备和酝酿，并非是可以为所欲为。
香港“占中”运动的发生，运动中参与者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可理喻、不计后果的表现，在在皆佐证了习近平的先见之明。香港“占中”运动对于大陆的启示是：1，中国承受不了这种形式的“民主”;2，这种“民主”不可能致中国于良性进步，而只可能导致恶性循环;3，大陆不能放弃对意识形态和公共舆论的治理;4，只有先把自己的堤坝筑好，才能无惧于外部的风浪冲击，进可攻、退可守，从容应对;内部若不固，则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宽严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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