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的新华日报“社论”和2001年的副委员长题词
——兼评《炎黄春秋》的前世今生
邪路派的“两报一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和《炎黄春秋》)中的一刊《炎黄春秋》被改组领导班子，某些人对此恼羞成怒，居然把主管单位告上法庭，结果，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起诉人炎黄春秋杂志社，住所地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后小楼二层
法定代表人杜导正，社长。
委托代理人莫少平，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丁锡奎，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起诉人炎黄春秋杂志社起诉称：2016年7月13日，《炎黄春秋》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通知起诉人，终止双方签订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与炎黄春秋杂志社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撤换领导成员，撤销机构设置，起诉人认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上诉行为违反了《协议书》的约定、请求法院判决：确认中国艺术研究院单方终止《协议书》的行为无效;中国艺术研究院停止违约行为、继续履行《协议书》;中国艺术研究院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本院认为，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纠纷，中国艺术研究院是起诉人的主管主办单位，该争议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主管主办单位与被管理单位之间的内部管理事宜，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纠纷，故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项，第一百二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对炎黄春秋杂志社的起诉，本院不予受理。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上诉于北京市第三中中级人民法院。
这是《炎黄春秋》在法律面前的第三次碰钉子了。
第一次是《炎黄春秋》前总编洪振快状告梅新育败诉。
第二次是“狼牙山五壮士”后人状告《炎黄春秋》前总编洪振快胜诉。
第三次就是这次，《炎黄春秋》状告主管部门中国艺术研究院法院不予受理。
作为邪路派“两报一刊”中的“一刊”，《炎黄春秋》凭着其组成成员中大部分是前政要，并且打着探索真相和学术研究的旗号，欺骗性最强，流毒最深，危害性最大。
《炎黄春秋》2002年之后的文章主旨：反华反G
1、抹黑中共革命历史。
2、造谣抹黑抗美援朝，宣传抗美援朝中国是罪魁祸首，美国对中国最好。
3、大肆对MZD进行造谣，质疑MZD著作权、入党时间等，全面否定MZD。
4、鼓吹ZZY、HYB，清算DXP。
5、鼓吹西方宪政民主、资本主义与普世价值。
6、为帝国主义站台。
7、反对我国宪法，反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
8、反对历史决议。
9、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否定列宁与斯大林。
10、鼓吹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鼓吹苏联解体。
11、鼓吹个人主义，抹黑集体主义。
12、抹黑民族英雄。
由于《炎黄春秋》的极右立场，被一小撮邪路派人士誉为“最敢讲真话的杂志”。
鉴于《炎黄春秋》大肆煽历史虚无主义之风的所作所为，上级有关部门多次对其进行整顿。
2013年1月，《炎黄春秋》网站被关闭;2014年9月，《炎黄春秋》杂志社被变更主管主办单位;2014年11月，《炎黄春秋》总编辑、两位轮执主编和网络主编四人同时辞职;2015年3月，《炎黄春秋》23年来每年都要召开的从未停办的新春联谊会，先是“被改期”，后来又是“被取消”;2015年4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炎黄春秋》杂志社发出的《警示通知书》，责令立即纠正违规行为;2015年7月，《炎黄春秋》新任总编辑杨继绳辞职;2015年12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丰台区人民法院对郭松民、梅新育维护“狼牙山五壮士”名誉引起的名誉权纠纷一案宣判，驳回《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黄钟、洪振快全部诉讼请求;2016年2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黄钟、洪振快上诉，维持原审判决;2016年4月，“狼牙山五壮士”后人葛长生、宋福保诉《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洪振快侵犯名誉案，在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开庭，被告洪振快无理请求被一再驳回后，当庭解除对律师的委托并退庭;2016年5月，《炎黄春秋》第五期曾经被暂停出版……
这次从7月13日炎黄春秋杂志社的主管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发布公告，调整炎黄春秋杂志社领导班子;到炎黄春秋杂志社旧的领导班子发公告不接受调整，并接受外媒采访扬言起诉;到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裁定不受理起诉，整个事件历时不到一月，以杜导正为首的旧炎黄春秋编辑部大势已去，炎黄春秋编辑部的改组将会按照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部署顺利进行。
广大网友拍手称快，对这个历史虚无主义的“毒气弹”制造基地“731部队”早应该采取行动了。
当然，邪路派人士如丧考妣，照样搬出境外势力向政府施压，就跟那些“死磕派”“维权律师”同一套路数，不过，这招数早就失灵了 ，用来吓唬小孩子还差不多。
而邪路派的另外一个绝招就是每当受到舆论谴责和有关部门整顿的时候，就搬出习副委员长2001年的题词出来作为“丹书铁券”，以为这样就可以陷主管部门于要么管不了他们，要么要逆着习副委员长的意思的二难境地。
这种他们习惯使用的偷换概念的可笑的招数让我们联想起他们的另外一招。就是用据说是M主席在1943年为《新华日报》写的“社论”对当时的美国的评价来为当今的美国洗地。
对这件事首先要进行一下说明，针对某些人反反复复在微博上传播，当年M主席是如何如何肯定美国，于是有人到图书馆去查阅了1943年1-5日的《新华日报》，发现《民主颂》是发表在“新华副刊”上的，并不是什么社论，而且作者是唐徽，并不是传说中的M主席所写，联系到这些年来邪路派无谣不成文，这又是一次“章851”之类的大笑话。
退一万步说，即使M主席当年曾经这样评价美国，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1943年的美国是中国抗战的盟国，而且当时的美国政府还没有推行明显的扶蒋反共政策，美国与新中国为敌是后来的事情，尤其是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时期为甚，所以，用事情发生变化之前的伟人的话来论证事情发生变化以后的人和事，是非常荒谬的。
《炎黄春秋》反反复复搬出习副委员长的题词出来当成“丹书铁券”玩得也是这一招。
正如很多文章反映的，习副委员长于去世前一年的2001年2月25日为庆贺《炎黄春秋》杂志创刊十周年而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而此前的《炎黄春秋》的确如同习副委员长所说的那样，办得不错。
网友曾经撰文章分析道：
【《炎黄春秋》创办于1991年，起初十年是一份中间偏左的杂志。其主办单位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为薄一波，第一任会长是周谷城，第二任会长是程思远，这些人对MZD同志都有着极高的评价。左翼著名阵地《中流》主编魏巍则是副会长之一，著名左翼人士李运昌、李力安是重要顾问之一。
我国80年代的学界、思想界，均受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影响和侵蚀。然而，《炎黄春秋》杂志在90年代办刊时，却几乎没有表现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从1991年到2001年，《炎黄春秋》发表了许多正面评价MZD、为MZD辟谣的文章，团结了诸如薄一波、李德生、阴法唐、水静、莫文骅、郑天翔、伍修权、喻权域、周谷城、马仲扬、王朝柱、张素华等一批热爱MZD、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人士为其撰稿。在这十年里，《炎黄春秋》发表的文章整体上坚持马列主义，坚持1981年《历史决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抹黑烈士、否定中G历史、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即便存在，也是凤毛麟角。
值得注意的是，魏巍、李力安、喻权域是MZD旗帜网、米兰体育等诸多左翼媒体的重要支持者。可见，《炎黄春秋》此时表现出来的立场中间偏左，受到一些坚持MZD思想的同志的欢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01年2月25日，习仲勋同志为《炎黄春秋》题词称：“炎黄春秋 办得不错”。同年，张爱萍同志也称赞《炎黄春秋》说：“我很喜欢看《炎黄春秋》，《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希望《炎黄春秋》越办越好。”张爱萍同志是南街村的积极宣传者。有知情者向北斗深度智库(bdsdzk)透露：“《炎黄春秋》2000年之前确实办得不错，杜导正多次参加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活动，郑天翔、杨沫等不少热爱M主席的老人都曾和他欢晤，杜甚至一度比较左。”
但是，从2002年开始，《炎黄春秋》发生了变质。该杂志开始试图推动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推动的方向是：废除人民民主专政、落实宪政，为胡赵翻案，批判DXP不进行胡赵政改，重点参照欧美政治制度。作为这个立场变质的直接反应，2002年该杂志就连续发表了一批抹黑MZD、突破历史决议底线、搞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此后，《炎黄春秋》上刊登的呼吁宪政改革、美化西方制度、丑化共产党历史、攻击抹黑MZD的文章越来越多。这显然与习仲勋同志本人的一贯立场和认识完全对立。习仲勋同志认为，“MZD思想是亿万人民革命意愿和实践的结晶，它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未来只能属于社会主义，不能属于资本主义”。
《炎黄春秋》之所以会在2002年变质，有几种可能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杜导正等人的思想到2002年前后才变得很右;第二种情况则是杜导正等人思想本来就很右，但是对杂志的主导力不够，受到薄一波、魏巍等人的限制，不得不在2002年以前韬光养晦;第三种情况是杜导正思想很右，在杂志内部的权力也很大，但为了扩大杂志影响，不得不在2002年以前将自己包装成一个包容性的平台，从而欺骗了很多中间或左翼的群体。 】
从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就算是M主席曾经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民主颂》，赞赏的也只是1943年前的美国一样，习副委员长所赞赏的是他题词之前所了解到的《炎黄春秋》，邪路派玩弄的是“偷换概念”的惯用手法。
邪路派人士很多是有文化的知识分子，而一旦屁股决定脑袋，高深的文化知识便为他们运用诡辩术忽悠民众提供了便利条件，而且这种忽悠一般的民众不容易看清楚，很容易受到欺骗。他们采用的诡辩术很多，而在《新华日报》“社论”问题和习副委员长题词问题上，他们采用的是“时态混淆”的偷换概念诡辩术。
有些命题的真假是与时态无关的，在任何时态中，它都可以是真的，而有些命题的真假却与时态有关，它只是在某些时态中为真。有的诡辩者却有可能通过混淆命题的时态来混淆是非，为其谬论进行辩护，这就是“时态混淆”式诡辩。比如，有人这样论证道：
“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三岁的鲁迅也是鲁迅，所以，三岁的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
这一推论从传统逻辑的观点看，前提是真的，推理形式也是正确的，但是却推出了荒谬的结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推论的大前提的真假是与时态有关的，是一个时态命题，而这里却混淆了这一命题的时态，就难免导致谬误，陷入诡辩。
上述时态混淆式诡辩属于把过去时当成现在时。还有一种时态混淆式诡辩表现为把将来时时态命题当成现在时时态命题，由于与本文无关，就不在这里详细介绍了。
综上所述，《炎黄春秋》在2002年以后发生的变化尤其是它在煽历史虚无主义之风方面的所作所为人们有目共睹。有今天的结果，是某些人错误的办刊方针导致的，某些人玩弄“时态混淆”式诡辩术，搬出习副委员长2001年2月25日的题词作为日后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的《炎黄春秋》的“丹书铁券”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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