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时代的痛苦

　　【原编者按】“另一片海”，那是处于世界主流媒体给普罗大众描绘、叙述、渲染之外的一个“出人意料”的环地中海世界，也是一个处于东西方国家政权围绕“阿拉伯之春”、“欧债危机”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所制造的话语迷雾之外的日常生活世界。

　　一、思考“另一片海”

　　在著名的《关于他人的痛苦》的开篇，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讲了个故事：1938年6月，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出版了《三几尼》，对战争的根源做了勇敢的但不受欢迎的反思。这本书实际上是对伦敦一位著名律师来信所提问题的迟到答复，这个问题就是“你对我们如何防止战争有什么看法?”。桑塔格分析道，尽管伍尔夫表达了对战争的反感，但她的理由却是丝毫未能摆脱陈词滥调。原因在于，“像伍尔夫那样只在照片中阅读一般厌战观点所证实的事情，等于是在回避与西班牙这样一个有历史的国家的接触。这等于摒弃政治。在伍尔夫眼中，就像在很多反战辩论家眼中，战争是通称，而她所描述的影像，则是无名的、通称的受害者。”(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黄灿然译，第7页，2006)桑塔格的评论，实际狠狠打击了唱着“人性”的老调子兜售廉价而脱历史、脱现实的同情心的作家们。战争当然是残酷的、惨烈的，但是真实的战争历史中必定有正义和不义的对立，有扎根于社会结构和历史脉络中的是与非，因此，滥情的人性感伤根本上只能成为观看他人痛苦时宣布自我清白的安慰剂。所以，桑塔格认为：“如果不对影像进行思考，那么距离再近，也仍然只是观看。”(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黄灿然译，第108页， 2006)进一步来说，哪怕你身临其境，如果不对此境况、事件、人物、情感进行“思考”，同样，那么距离再近，也仍然只是“看见”。

　　不是看见他人的痛苦，而是凝望他人的痛苦，更是通过思考他人进而返身自我的痛苦，这就是香港独立记者张翠容一直以来孜孜不倦展现在读者们眼前的新闻追求和道义理想。

　　张翠容的新著《另一片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有着一个看上去特别容易引起人们误会的名字，一不小心还以为这是一本流行时髦的小清新风格的文艺读物。幸好，它的副标题坦陈了作者的意图：从“阿拉伯之春”和“欧债风暴”来探讨新自由主义对地中海国家带来的伤害与苦难。当我们顺着作者的采访和思考轨迹，一步一步仔细读下来，会深深发现，原来还真是“另一片海”：那是处于世界主流媒体给普罗大众描绘、叙述、渲染之外的一个“出人意料”的环地中海世界，也是一个处于东西方国家政权围绕“阿拉伯之春”、“欧债危机”进行意识形态斗争所制造的话语迷雾之外的日常生活世界。随着阅读的展开，文艺气息渐次淡去，主流迷思逐层剥离。南欧，北非，一脱往日被大众传媒塑造出来的富庶浪漫而又慵懒闲散的刻板印象，以其困顿揪心而又焦灼迷惘的真实形象呈现在了你我眼前。这是一个处于国际与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复杂角力场中的地区，它的现实惨淡景象及其历史因缘、结构困境，经由张翠容的深入体验、娓娓道来和悉心勾勒，居然是那么触目惊心，但又令人愤慨深思。

　　二、“债”如何成为“天经地义”？

　　其实，书名的灵感源于作者心仪的希腊电影大师安哲罗普洛斯(Theodoros Angelopoulos)的遗作《另一片海》。导演试图通过影片展现的正是2008年世界金融海啸之后的希腊现实：作为金融危机重灾区的希腊，国家债务缠身，濒临破产，同时欧元集团强力施压，迫使希腊政府紧缩财政，变卖国有资产，百姓苦不堪言。但更为荒谬的是，希腊不仅面临政治、经济的重重困境，甚至在文化上也遭受到了主流媒体的污名化宣传，比如“好逸恶劳”、“四十岁就退休”、“逃税”、“高福利”等等“迷思”(Myth)的话语建构。可希腊人实际的情况却是，退休年龄都在六十五岁，并且政府还要延长到六十七岁。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希腊人每年工作2017小时，平均工时比德国长40%，但福利却远远不及德国，税率更是不断提升。同时，欧盟还要求希腊政府将25岁以下的最低工资削减32%，25岁以上的削减22%。跟随张翠容重新凝望爱琴海，少了份想象的浪漫，多了许现实的悲怆。

　　但是，张翠容的笔触并未止步于现象的描绘和同情感的发抒，而是试图深入希腊惨淡景象背后的历史脉络去一探究竟。正是这一点，使得张翠容的文字有了一种历史分析的厚度。希腊，经过20世纪早期的多场巴尔干战争，加上两次世界大战，逐渐由君主制走向了共和制。但内部权力的左右争斗加上冷战的国际政治博弈，又接连造成君主复辟、军人独裁。直到1974年，希腊才再现共和返回民主体制。但这个所谓的民主体制却空有其名，无论右翼坐庄还是左翼上台，都是朋党为用，私相授受，同时大借外贷度日，贪腐政治变本加厉。2000年后，希腊加入欧元区，政府更是可以低息举债，愈发毫无节制。问题在于，如此负债累累的政府之所以还能入欧元区的局，全靠了美国投资银行高盛(Goldman Sach)的所谓“金融创新”手段的掩饰，金融罪行使得希腊主权债务问题如饮鸩止渴越陷越深。同时，随着加入欧元区，本就落后于西欧国家的希腊又踏上了去工业化的进程，希腊劳工不再便宜，工厂逐渐停产。可希腊不是西欧，没有尖端科技优势维持经济发展，普通人民生活举步维艰。兼之负债累累，德国等欧元区大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追逼希腊政府削减赤字，胁迫希腊出售国有资产(包括机场、公路、国有企业、银行、房地产、港口、自来水公司等)，通过几乎卖掉整个国家的私有化方案套取现金归还债权人的债务。这种现实造就的便是希腊自杀人数的节节攀升：2011年1至5月，希腊自杀率比前年同期暴增40%，报纸上每天都充斥着绝望无助的老百姓自杀新闻。

　　希腊所发生的故事，正是新自由主义在全球推广造成的历史恶果。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新自由主义就是将一切金融化”(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第38页，2010)。希腊的问题正在于，徒有虚名而实质贪腐的“民主政治”，施行去监管化的金融政策，无节制借贷而又无能力还贷，从而被裹挟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金融车轮下。看似“欠债还钱”应是“天经地义”，但实际上，正如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质问的那样：“‘欠债还钱’这个观点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即使根据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它也是不正确的。债权人理应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如果不论多么愚蠢的贷款都能获得偿还，那么结果将是毁灭性的：还有什么理由阻止债权人借出愚蠢的贷款呢?”(大卫·格雷伯：《债：第一个5000年》，孙碳、董子云译，第3页，2012)而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正是，不负责任地借贷给劣质民主的国家政权，然后导致这些国家产生大规模的财政赤字，继而为了世界金融机构免受拖欠债务的威胁，强力施压债务国进行以私有化、削减赤字、降低工资和福利、提高税率等为手段的所谓“结构调整”，最终使得债务国完全失去经济独立，变相进行经济殖民。就此，大卫·哈维尖锐地指出：新自由主义“倾向于维护金融体系的信誉和金融机构的偿还能力，而不是维护大众幸福或环境质量”(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第81页，2010)。实际上，新自由主义还有更为恶毒的手段，那就是为了使这种种不公正的政治经济行为得以合理化，还要通过国际金融力量操纵的大众传媒普及“个人成败”、“创新精神”、“自由市场”等一系列新自由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从而将债务国及其普通人民的生活灾难归结为“懒惰”、“愚蠢”、“不上进”等个体性弱点或国民劣根性而非结构性原因，所谓“欧猪五国”(PIIGS)的贬称，正是这种污名化手段的拙劣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希腊的灾难正是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共同造成的恶果。

　　三、任性的，太任性的！

　　而同为地中海国家的西班牙，也在担心会否成为下一个希腊。2011年5月15日，西班牙人发起了以太阳广场为基地的占领运动“15—M”(5月15运动)，自称“愤怒的一代”，矛头所指就是西班牙现存的民主制度。其实，历经四十年的佛朗哥法西斯独裁统治，西班牙1975年才重返民主体制，几乎与希腊同时。其中，人民党代表经济精英和上层阶级利益，笼络资本家和贵族，而社会党则又多年受打压而穷得太久，九十年代期间，政府贪腐案一个接一个的被曝光。西班牙人对两党制极度失望。在张翠容的采访中，西班牙知名作家兼经济学家桑贝德罗(Jose Luis Sampedro)对于刚脱离右翼独裁深渊又落入新自由主义陷阱的国家命运深有感触：“不幸的是，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至今，我们又受到另一种极端思想影响，叫做新自由主义，它甚至夺取了国际话语权，并全面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领域。”(张翠容：《另一片海》，第21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事实是，1997年至2005年，西班牙的房价暴涨了177%，是欧盟国家第二大的最高涨幅，但西班牙的工资却在欧盟成员国排倒数第二。2012年，相关房地产不良资产高达375亿欧元，需要政府注资230亿欧元，而这正好是当年政府总削减的赤字数目。政府紧缩财政，削减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官方保守统计的失业率达到25%，三十岁以下的失业人口高达30%。

　　凄惨景象背后的历史脉络便是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力量的全面掌控。一方面，佛朗哥政权后期逐步对外开放，积极融入全球化经济，六七十年代的西班牙经济起飞，大量学生赴英美名牌大学进修，特别是深受哈耶克影响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成为经济学学生的至爱。另一方面，随着重返民主体制，1982年西班牙社会党上台，那些英美学成归来的成员开始身居要职，把所学新自由主义的政经理念应用到政策上，几乎与1979年撒切尔夫人和1981年里根总统的上台同时，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边陲和中心的新自由主义“大合唱”。二十多年里，新自由主义全面蚕食了西班牙原有的欧洲“社会意识”传统，1986西班牙率先加入欧盟，继而又成为欧元区主要倡导者，逐渐加大金融资本的自由化、去监管化，导致了日后以房地产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理念主导下，放宽土地市场，鼓励人民增加消费，银行则提供低息贷款，欧盟其他国投资者则趁机来西班牙炒作房地产，地方政府却借机敛财。新自由主义与劣质民主政权沆瀣一气，最终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主权债务危机。今天的西班牙，完全不再是那个曾经的发达国家，而是四千多万人口中竟然有22%活在贫穷线下，甚至许多中产阶层都沦落到食物银行外面排队等领的悲哀国度。

　　当张翠容向我们展开了这种据称是七十年代民主转型国家的现实境遇之后，我们不禁想问：说好的“民主”、“自由”到哪儿去了?希腊，西班牙得到的是谁的民主?何种自由?以美国为榜样的两党制“民主”模式，在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看来，就是一个“低度民主”的笑话：“它建立在立足于实行选举民主的政治生活的管理与资本积累规律指引的经济生活的管理之间分离的基础之上。”(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等译，第46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在这种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分离的新自由主义倡导的现实中，其实你投共和党也好，投民主党也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的未来压根儿就不取决于投票的选择，而是取决于“市场”的意志。因此，所谓“政治民主”掩盖的实质是经济的不民主乃至文化的污名化，而所谓的“经济自由”也仅仅是跨国资本金融化的流动自由及其剥夺性积累(accumulation of dispossession)(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第111~147页，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的任性自由。

　　四、革命成败的“变”与“不变”

　　欧债风暴既已逼迫南欧如此这般山重水尽，阿拉伯之春是否又会带给北非柳暗花明呢?看上去，欧债风暴和阿拉伯之春貌似迥异，大众传媒留给普通读者的刻板印象往往是：前者是经济危机，后者则是政治运动。但张翠容的笔触却将此二者“貌离”背后的“神合”一层层地悉心揭开，抖落出了一副妍皮媸骨的“隐藏的议程”(张翠容：《另一片海》，第xii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011年1月25日，埃及民众爆发系列游行、示威、集会、罢工的抗议运动，只花了十八天的时间，居然成功把独裁执政三十年的总统穆巴拉克赶下了台，打造了一个革命成功的神话。但民主革命带来的，却是连年动荡的政局和日益恶化的民生经济。2012年6月，穆尔西当选为埃及史上首位民选总统，但到了2013年7月，埃及的抗议者又掀起“第二次革命”逼迫穆尔西下台，而埃及军方最终用武力罢免了穆尔西。2014年6月，埃及举行第二次所谓的民主总统大选，军方领袖塞西当选。面对如此波谲云诡的埃及政事，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由西方国家把持的主流媒体不断渲染这是“自由”、“民主”在埃及的又一次胜利。但实际上怎样呢?张翠容给读者展现的埃及实情是：从穆巴拉克的独裁政治，到穆尔西的平衡政治，再到塞西的重回强人统治，看似变幻莫测的政坛风云背后，却是那“换汤不换药”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势力的黑手主宰着一切。

　　1981年，穆巴拉克接替被刺身亡的萨达特而上台，紧紧跟随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的脚步，日益改变埃及开国总统纳赛尔时代的教育、医疗等福利政策，开放市场，调低税率，削减公共开支，私有化产业。尤其是1990年代初，美国向穆巴拉克宽免外债，要求埃及接受IMF和世界银行的所谓“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加大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引发土地炒卖现象。2004至2008年间，穆巴拉克政府更是大量出售公家银行，致使外资接管埃及金融体制，随之热钱流入，股市上扬，GDP维持7%的高增长。一片虚假繁荣最终在金融危机的爆发中“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2009年，油价下滑，热钱流走，跨国企业撤资。去监管化的金融资本，既没有给埃及制造可持续就业的机会，又没有让埃及普通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反而是所谓的经济结构调整造成了此起彼伏的罢工示威，连中产阶层也都日益贫穷化而无路可走。

　　其实，穆巴拉克政权本就是美国以军援加以支持的。美国从中换取政治经济合作，同时在埃及推销美式民主，为新自由主义经济铺路。只不过由于中东宗教关系复杂且涉及以巴冲突，埃及的稳定及其与西方的靠近、与以色列的和平是美国要尽力维持的(张翠容：《中东现场》，第59~9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所以才造就了一种既独裁又新自由主义的“威权新自由主义”的怪胎。

　　但是，来自穆斯林兄弟会的穆尔西上台后，是否在政治经济上有所改变呢?结果是一样的走上了国家权力与资本合谋的老路。2011至2012财政年度，埃及政府财政赤字为1667亿埃镑。2012年埃及失业人口达到330万，比2010年增长了43%。埃及革命前后，民生灾难愈演愈烈。穆尔西更是接受了IMF48亿美元的贷款协议的全部要求，这意味着埃及必将紧缩财政，增加税收，国内民生更加恶化。而当军方政变推翻穆尔西总统后，美国国务卿克里不久便低调拨款给埃及军方，换取美国战舰在苏伊士运河、美国战机在埃及领空的来去自由。美国《华尔街日报》社论居然拍手称快，恬不知耻地指认这一如当年智利的皮诺切特事件翻版，扭曲论证唯有强人当政，方可彻底展开自由市场改革，扭转国家命运。所谓的“民主”、“自由”言辞背后隐藏的，实是大国金融资本的不变利益。美国的多方下注，加之埃及内部宗教与政治的纠葛冲突，使得埃及国内无法形成真正的民主团结力量，致使被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势力玩弄于鼓掌之中。革命神话带来的只是更加严峻的寒冬。

　　五、茉莉花的“神话”

　　当张翠容将突尼斯——这块所谓“阿拉伯之春”的源发地——真实展现在我们面前时，更是粉碎了由新自由主义主流媒体控制的舆论想象。事发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小伙子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1984~2011)因失业而上街摆摊贩卖水果，他是一家七口的唯一经济来源，这一天被警察指控非法摆卖，将其手推车和全部货品充公，致使血本无归，并遭受警察侮辱，投诉无门。布瓦吉吉尊严受挫，对生活绝望，遂在市政府大楼前引火自焚。最终救治无效，于2011年1月4日去世。由此引发了突尼斯境内大规模抗议运动，最终导致1月14日突尼斯总统本·阿里的倒台。

　　在这个重大事件的报道中，张翠容带给读者的真正震撼其实在于，所谓的“茉莉花革命”、“颜色革命”其实都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争夺文化领导权的话语修辞烟雾弹。2011年以来，面对西方主流媒体气势汹汹的“茉莉花革命”、“颜色革命”的宣传轰炸，中国舆论界呈现出两极言论的回应：一种声音颇为倾心此等为“民主”、“自由”的政治运动，另一种声音则激烈反对“茉莉花革命”、“颜色革命”带来的政局动荡后果。但无论倾心还是反对，实际上都是笼统直观化的隔岸观火，一个现实的突尼斯及其社会结构困境是从来没有真正进入过大多数中国人眼帘的。张翠容要带我们看的，便是一个去浪漫化后的真实国度。在这里，突尼斯人并不认同“茉莉花革命”的称谓。据说这个称呼最早是由一名法国记者冠名，而后所谓的西方“自由”世界便依葫芦画瓢地叫了起来。但对于普通的突尼斯人民而言，他们自称的却是“尊严与自由的革命”。那么，这两个名称究竟有何不同?仅仅是修辞差异吗?

　　其实，“茉莉花革命”，正是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意义上的“神话”(Myth)表述：“神话是一种言说方式(措辞、言语表达方式)” “神话”起到是一种扭曲的意指作用。罗兰·巴特尖锐地指出：“神话不隐匿什么，也不炫示什么，神话只是扭曲;神话不是谎言，也不是坦承实情：它是一种改变。”神话的原则就在于，“将历史变成自然”(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祥、温晋仪译，第19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所谓“茉莉花革命”就属于地地道道的神话，它并非谎言，因为突尼斯的确曾有着喜爱、种植、佩戴茉莉花的传统，但它又并非实情，因为革命后的突尼斯人本身反感“茉莉花”的称号。神话的本质便是脱历史化、脱结构化的确定对象的所谓“自然”本质。但正是在此话语表述的裂缝间隙，真实的历史状况却显露出了它的真身。

　　通过张翠容的在地采访，我们才知道，原来茉莉花在富裕的北部沿海城市盛开，而在贫困的南部却孤清凋零。2010年底的这场革命，其本质是南部向北部的控诉，同时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大多数普通人民向控制了权力与财富的少数统治者及其权贵阶层的呐喊。这场革命，根本就不是西方世界所谓的“民主”和“颜色”革命，毋宁说是一场反对“窃国政治”(Kleptocraties)(张翠容：《中东现场》，第43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的底层阶级尊严抗争。突尼斯本土的知识分子也看得相当清楚：包括突尼斯在内的世界各个地方的所谓“颜色革命”，背后都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作为推手。西方媒体高喊的“民主”口号，实质只是借助“民主”这件亵衣来掩盖推翻非美国阵营政权的工具，目的就是打开市场。如果突尼斯人承认了“茉莉花革命”或“颜色革命”，实际上就必然将包涵了追求反抗不公世界的真自由、追求南北差距缩小的真民主、反对依附西方实行新自由主义掠夺百姓的政治经济精英等丰富内涵的抗议运动简单化、直观化乃至扭曲化。“茉莉花”，只不过是西方舆论试图以“自然”取代“历史”的话语策略和符号工具，它所起到的正是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在研究“翻译实践”时所指出的再生产“殖民压迫”的“重要技术手段”([印]尼南贾纳：《为翻译定位》，袁伟译，许宝强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第133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对付这种新自由主义神话涂抹的最好方式，便是如张翠容般传递出在地人民自己的历史经验与真实呼声。

　　我不清楚张翠容是否读过萨米尔·阿明的《自由主义病毒》，因为“新自由主义之殇”的概括实在是传递出了这样一群真诚思考着这个多难时代根本问题症候的知识分子们的共同感受：新自由主义是种病，得治!

　　六、“同时代性”的行走与记录

　　翻阅着张翠容的作品，总是能活泼而充盈地感受到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言的“同时代性”(contemporariness)：“真正同时代的人，真正属于其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完美地与时代契合，也不调整自己以适应时代要求的人。因而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就是不相关的。但正是因为这种状况，正是通过这种断裂与时代错误，他们才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意大利]吉奥乔·阿甘本：《何为同时代?》，王立秋译，网址：http://www.douban.com/note/61770809/)。在此意义上，独自上路的张翠容，既非受雇于国际大媒体的一线职业记者，也不是走马观花游目自娱的后现代风景观光客，而恰是饱含自觉历史人文使命感、责任感的“同时代人”。张翠容自述：“一直希望深入是非之地或争议的现场，把为人所忽略、误读甚至主流媒体意外的故事，带给读者。”(张翠容：《另一片海》，第viii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因此，从《拉丁美洲革命现场》、《中东现场》到《另一片海》，张翠容一路走来，看似总是远离着香港乃至中国这个自然而切身的“现场”。表面上，她走向中东战地或世界金融风暴中心的行动更是有些“猎奇”和“奇观”的嫌疑。但实际上，从张翠容笔下涌出的文字，却完全不是丧失真切生活感的所谓“客观国际报道”，也不是带着廉价同情心的“主观情感发抒”，而是能够真正沉入地方社会，视角触及从上层领袖、中层知识分子到下层普通百姓，从而带给读者一种丰富、复杂、纠结、微妙的立体在地感。

　　更为难得的是，此种在地感，还能被张翠容以其超出许多传媒同行的结构意识、赋形能力、历史分析将一时一地的情感、人物、事件扣连(articulation)到各自本身的社会结构、历史脉络中去，从而使得她笔下的希腊、西班牙、埃及、突尼斯就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一道风景、一种心情，而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经验的捕捉、体贴、把握、深思基础之上的现实之海、历史之海，而非浪漫之海、神话之海。在这个意义上，张翠容的写作是接地气的，是与弥漫于当下这个时代的自由病、文艺病、治愈病发生了精神上的彻底“断裂”的，从而获得了以“通过脱节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为特征的“同时代性”。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凝视时代，背负起“让人知道，让人思考”的重任。更进一步，这种通过凝望、思考“同时代”的痛苦而获得的思想力量，必将促使作者以感同身受、以心贴心的方式返回自身所处的那个看似远离很久的香港脉络乃至中国脉络，并将使得本土脉络中的诸般问题在这种承受、郁结、深思了关于远方他人痛苦的种种历史经验后折返的目光中得以愈发成型。

　　这，也就是我们对于张翠容在《另一片海》结尾处刚刚触碰却又未及展开的香港痛苦乃至中国痛苦继续探讨的衷心期待。

　　“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参考文献：

　　1、张翠容：《另一片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2、张翠容：《中东现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3、张翠容：《拉丁美洲革命现场》，法律出版社，2010。

　　4、[美]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6、[美]大卫·哈维：《新帝国主义》，初立忠、沈晓雷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7、[美]大卫·格雷伯：《债：第一个5000年》，孙碳、董子云译，中信出版社，2012。

　　8、[埃及]萨米尔·阿明：《自由主义病毒/欧洲中心论批判》，王麟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9、[法]罗兰·巴特：《神话修辞术/批评与真实》，屠友祥、温晋仪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0、许宝强、袁伟选编：《语言与翻译的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11、 [意大利]吉奥乔·阿甘本：《何为同时代?》，王立秋译，网址：http://www.douban.com/note/61770809/

　　作者罗成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师，文学博士，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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