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比较优势是现代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理论指出各国应该按照自己的要素禀赋来专业化生产本国充裕资源密集型产品，并以之交换本国稀缺资源密度型的产品，通过贸易而使双方获益。对于这一结论，本文提出了三点质疑，强调是技术水平而不是资源禀赋决定了一个国家的优势，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掩盖了国家之间技术水平的差距和技术垄断的存在，从而不能有效地解释国际贸易的模式和贸易剩余的分割问题。并指出现代比较优势所宣扬的国际分工格局和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是发达国家剥削发展中国家的工具。
一、导言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源自于大卫·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说，后经过H-O模型、H-O-S模型、HOV模型、特定要素模型以及动态比较优势模型等理论的发展，已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一理论的形式无论如何演进，其核心思想始终都是各国应该依照本国的资源禀赋和生产条件专业化生产本国充裕资源密集型产品，并以之交换本国稀缺资源密度型的产品，通过贸易而使双方获益。而且，该理论试图指出各国之间的贸易模式以及国际分工的格局，进而指出一国的专业化生产的方向。从其意识形态和政策含义上看，比较优势理论倡导的是竞争市场和自由贸易政策。
但是，比较优势理论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受到各方的批判和指责，总体而言，这些批评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比较优势理论本身，包括其假设、基本概念以及结论。二是对其所倡导的一国经济发展战略和贸易政策的批判。本文的质疑则主要针对于现代比较优势的结论--要素禀赋论所主导下的分工和贸易格局并揭露其背后的意识形态，以期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参考。
二、比较优势的来源是技术还是资源禀赋?
组织或者国家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组织生产、进行分工是毋庸置疑的，一位鞋匠不大可能同时制鞋又开发软件，他肯定要发挥自己的优势，从事对他说来是擅长的，也是比较成本低的工作，并以此来换取其他人制造的产品。每个人做自己相对擅长的事情，分工和专业化这一点甚至不需加以论证。但问题在于，这种分工是如何决定的，个人、组织或国家的比较优势来源于什么?在李嘉图看来，比较优势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则来自于技术和机器的差异(李嘉图，1962)。但在新古典理论中，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则是由于按机会成本计算的资本劳动比或土地劳动比的不同，按照这样的分析，李嘉图所说的比较利益说就转化为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所阐述的要素禀赋论，即比较优势的来源也就在于贸易国所拥有的要素禀赋的不同，由此，才形成了按要素禀赋进行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现代比较优势理论评判比较优势的标准是资本-劳动比，即A国资本劳动比如果高于B国，则A国属于资本富裕，B国属于劳动富裕，A国的比较优势是资本，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而B国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应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这一结论实质上是建立在新古典的理论框架之上的，那么资本和资本-劳动比的概念就成了其理论阐述的前提。而正是这个资本和资本-劳动比的概念，历来存在着诸多的争议。斯拉法的价格理论曾尖锐的指出，不同质的资本是无法加总和计算的，而且要素的边际成本也是无法计量的(斯拉法，1960)。因此，不同质的资本是无法比较的。此外，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关键的假设是技术条件不变，那么其所比较的生产要素必须是同质的，即资本一定是与土地、劳动一样的生产要素。然而，资本和土地是不同的，“它不是一种自然禀赋，而是一种劳动生产的产品，资本品的生产只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且资本品的生产也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在资本品是生产的产品的条件下，实际上只存在着一种生产要素和技术”。资本归根结底是劳动与自然资源在一定的技术下结合的产物，它实际上是一种中间品，由于资本的异质性，它的计算和加总都成为难题，这一点在著名的“剑桥之争”中就反复的被新古典理论的批评者所提及，那么就不能简单地将所有不同质的资本用实物单位或价值单位来加总以得到资本总量和资本劳动比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不同的资本代表着不同的技术水平，所以用资本和劳动比来衡量要素丰裕程度显然会引起逻辑上的混乱。沿着这样地思路，我国学者柳欣指出，所谓的资本稀缺实际上并不是真的缺乏资本，而是在于不能掌握生产资本的技术。用资本和资本劳动比衡量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并决定其比较优势，一方面忽视了资本本身就是劳动产品这一事实，另一方面掩盖了资本后面所代表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壁垒。用资本劳动比衡量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造成了一种假象，即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由于要素禀赋结构的不同，而非技术水平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应来自于其要素禀赋。
然而，正如我们上面分析所得，不同的资本劳动比的背后是技术的差异。资本富裕的国家是由于掌握了生产资本的技术，从而可以用同样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资本品，而资本缺乏的国家则是由于不能掌握生产资本的技术，从而不得不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各国的比较优势的来源不在于要素禀赋，而在于技术水平的差异。正如钱德勒所说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竞争力不仅仅取决于它的自然资源，如劳动力和管理技能，所能获得的资本，甚至是国内市场的规模。国家的财富在过去几百年中是建立在组织和技术的基础上，是建立在生产技术的创新或改良之上的。”而迈克尔·波特更是直言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所宣扬的要素禀赋决定比较优势的观点已经不合时宜了，在他看来，“今天以廉价劳动看好的国家，明天可能就会被新的廉价劳动国家取代。由于新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往被认为不可能的、不经济的资源异军突起，同样也让以传统资源见长的国家一夕之间失去了竞争力。谁能想象黄沙遍地的以色列竟然能成为高效率的农业生产者?”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等物质禀赋的投入所起的作用已经日益减少，因为这些要素本身并不代表着生产率的提高，而“技术进步”、“创新”才是提升生产要素质量、提高生产率、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根本，只有技术进步才能为一国创造竞争优势。
在强调技术是一国比较优势的来源时，我们可以再看一下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他强调比较成本低是来源于劳动生产率较高。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源于技术水平的提升、管理的改进，而非来自于所拥有的要素资源。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是庸俗化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用新古典的一般均衡形式将比较优势的来源归结为要素禀赋，实际上掩盖的是国家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和技术水平的差距。
三、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对贸易模式的解释是完善的么?
根据要素禀赋的观点，现代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世界贸易应该按照各国的比较优势来进行，即资本相对富裕的国家应该生产并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以换取劳动富裕的国家所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然而，在现实中，各国的贸易模式真的是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的么，许多经济学家试图用经验数据来对此进行验证，结果却并不完全支持比较优势的结论。最早利用经验数据来验证比较优势理论的是经济学家里昂惕夫。他在1954年运用美国1947年的投入产出表和贸易数据首次进行与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相关的经验研究。他计算出每百万元出口产品和每百万元进口替代品中劳动和资本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消耗(即要素含量)，然后对出口产品和进口替代品的资本劳动比进行比较。其结果是美国进口产品的资本密集度高于出口产品，而当时美国是全球资本最为丰裕的国家。根据HO定理。在贸易中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而里昂惕夫得出的结果与这一结论相反，这便是著名的“里昂惕夫悖论”。此后，建元正弘和市村信一、巴拉华、罗斯坎普对日本、印度、联邦德国的贸易结构进行了考察，鲍德温、布兰森和琼兹对跨产业贸易进行了考察，结果证明里昂惕夫悖论确实是存在的。而在另一方面，面对经验研究对HO结论的质疑，比较优势理论的支持者们也试图去解释里昂惕夫之谜。他们或是引进人力资本这一影响因素，或是在研究方法上对里昂惕夫的经验分析予以修正，从而为HO的结论辩护。然而，他们的结果也并不能完全消除里昂惕夫悖论的存在。这不得不让比较优势的支持者觉得气馁，正如鲍恩所说：“HO模型表现很糟糕，但是我们对此无能为力。要找到统计意义上和它差不多或者比它更好的假说并不难，从经济学意义上看，根据这样的替代性假说所估计的参数并不令人满意。”
尽管争论仍然在继续，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比较优势理论所解释的贸易模式并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切实的证明。现实中的贸易模式远比比较优势理论的论断要更加复杂。正如迈克尔·波特用战后资本奇缺的韩国建立了大量出口导向的钢铁、汽车、造船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例子来说明的。“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并不足以解释丰富多元的贸易形态”。而究其原因，正如我们所说，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概念资本以及资本劳动比的计算和衡量在现实中存在障碍，而且这一理论也忽视了各个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从而导致该理论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苍白无力。
四、按现代比较优势进行的贸易真的使发展中国家受益了么?
比较优势理论带给人们最美好的场景莫过于萨缪尔森所说的：“相对有利规律不仅规定了专业化的形式和贸易的方向，而且还告诉人们：贸易和它所造成的世界总产量的增加。将使贸易国双方都得到好处，将使实际工资(或者更加具体地说，生产要素的全部收益)得到提高。”然而，现实显然与理论描述有着较大的差距，随着国际贸易的扩展，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却是环境污染、资源耗竭、贸易条件恶化、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的事实。因此，国外发展中国家的许多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国家贸易和国际分工的依据给发展中国家所带来的影响。希腊经济学家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论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性理论。伊曼纽尔应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生产价格理论，分析并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的现象，指出国际贸易中，发展中国家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不平等交换和价值转移是这一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伊曼纽尔看来，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所进行的国际交换。实际上是富国剥削穷国的途径。这一理论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的。另一种认为比较优势会造成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不平衡发展的是中心一外围论和依附论，它的中心思想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天生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这一体系从它诞生起就被分为发达国家和后发国家、宗主国和殖民地、中心国和外围国两个不同的层次，最上层是主要生产高利润、高技术、高工资的多样产品的中心国，最下层是主要生产低利润、低技术、低工资且种类不多产品的外围国，这两类国家的关系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虽然不平等交换和依附论中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是，它深刻地揭示了遵循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使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并没有对贸易剩余的分割有明确的规定，只是说分工和贸易的结果是增加了社会总福利，但贸易剩余的分割则是取决于交易双方的讨价还价能力。按照这种解释，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剩余的分割中处于不利位置是由于其谈判能力不强所造成的，而非受到支配和剥削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较强的谈判力量呢?原因在于现实世界中的情形和现代比较优势所描述的例子并非完全相同，在比较优势理论中。两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如中国和美国，都生产飞机和服装，各个国家专业生产相对成本较低的那一种产品形成有效率的分工。交换使两个国家福利增进。然而，现实是。由于技术垄断和壁垒，两个国家并不一定都能生产出两种产品，即假设美国可以生产飞机和服装，而中国由于不掌握生产飞机的技术，只能生产服装，这样形成了美国在生产飞机上的垄断地位，而中国生产服装的技术并不是专有的，一方面受到其他生产服装的国家的竞争，另一方面受到美国生产服装的能力的压力，致使中国服装的售价只能按照竞争市场的价格出售，而美国由于在生产飞机上具有垄断地位，因此在贸易条件中飞机的售价上就可以获得垄断价格，获取高额垄断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贸易的结果是使得缺乏技术，只能生产竞争性产品的国家缺乏谈判能力，在贸易剩余的分割中处于不利位置。从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国际分工体系。而这个体系运作的原理就是发达国家垄断技术、知识产权，通过世界市场形成的不平等交换，对不发达国家进行剥削。
五、结论：透视现代比较优势背后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中，比较优势源自于各国所拥有的资源禀赋，而且这些禀赋似乎是天生的，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这种言论就把国家之间技术的差异和垄断完全掩盖了。而实际上，正是由于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垄断，才使得技术落后的国家不得不选择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这种选择使得该国无法获得技术进步，不能获得资本的积累。同样技术的垄断决定了贸易条件和收入分配，使得该国在贸易中处于不利位置。从而导致与拥有进步技术的国家收入差距不断拉大。那么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为什么要用要素禀赋的差异来掩盖国与国之间的技术垄断和差异，它到底在宣扬什么，在为谁的利益服务，这就涉及到了比较优势背后的贸易政策和意识形态问题。继斯密和李嘉图之后，比较优势理论无论经过了形式上怎样的变换和完善，其论证仍然是自由贸易原则，由于这是符合资产阶级扩大市场的要求和利益的，因此该理论才能成为西方国际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在现实中，倡导自由贸易的西方国家一方面向发展中国家宣传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另一方面，自己却在逐步加大技术壁垒，增强其垄断力量，对许多产业的进出口予以限制和保护。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再一次表明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只是发达国家用以掠夺不发达国家的工具。
比较优势理论要求各国按照自己的要素禀赋进行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其目的正如李斯特所说：“一个人当他已经攀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逐步攀高时所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上来。”靠着保护政策、技术的垄断从而获得领先地位的国家，现在却反过来劝说那些后进国家要实行自由贸易，按照比较优势法则去发展经济。实际上无非是想“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其目的就是想保持自己的领先地位。在要素禀赋论中，技术是外生给定的，各国的最优选择是选择与本国要素禀赋格局相一致的产业布局，尽管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从理论上向人们阐述了产业升级换代的可能性。但在实际上，这一点所遇到的最大障碍就是技术的获得，如果技术的流动是自由的，那么发展中国家在积累中就可以获得产业的升级，但是正如国家利益的存在，使得发展中国家不能够与发达国家共享技术创新的成果。因此，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比较优势所扮演的角色，它不过是想维持现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使得发展中国家永远保持落后而已。西方学者(Hoogvelt，1982)曾这样描述过殖民政策下的国际分工，“在古典的和自由派的经济学者看来，侵略性的殖民政策是创建完善的国际分工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这个国际分工中，地球的每一部分、每一国家都专门从事它所擅长的东西，从而实现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所预期的利益。”虽然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在理论形式上要更加完善，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它的实质，即推行按要素禀赋进行国际分工和自由贸易的原则，也并没有改变其推行比较优势战略，从而使现有的发达国家继续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并可以更加隐蔽的掠夺发展中国家的目的。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2008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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