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华杰，又做了一个很好的田野工作。
拜读张华夏先生对华杰问题的回答，令我肃然起敬。关于科学在当下社会生活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作用，张华夏先生的表述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话语惯常的缺省配置。这意味要在很多方面，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否定自己的过去。这是很多坚定的科学主义者所坚决不肯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一旦否定过去，就意味着自身可以被否定，也就意味着他现在所掌握的、所宣称的未必是真理。然而，一个真诚的思想者必然会不断地否定自身。
从张华夏的叙述中，我能够感到一种范式上的变化。关于科学是否存在伦理问题，关于科学是否应该受限制，张华夏先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案例。比如维纳的案例、西拉德的案例，老先生积数十年的学养，掌握了大量的文献。但我相信，这些案例在以往的解释都是从科学主义的立场上进行的。显然，张华夏先生对这些案例进行了重新阐释。
关于科学和技术曾经受到的约束，张华夏先生也提供看了一些案例，这些案例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不是制度性、结构性的，而是由于某些科学家个体的道德自觉，从而导致某一个局部的科学共同体采取了自我约束。显然，在面对强大的资本和国家机器时，这种约束是非常脆弱的，更多的时候是无法实现的。在我看来：“科学技术已经从中世纪神学的婢女，堕落成了资本的帮凶。”在工业文明的社会结构中，制度化的科学和技术在制度上就是为资本和国家机器服务的。反过来，这种制度也改变了科学本身。因为在这种制度下，只有能够最大限度帮助资本增值的科学和技术，才会得到更充分的扶持，因而得到更充分的发展。而那些不大能满足资本增殖的科学门类，比如传统的作为人文养成之一部分的博物学，则逐渐萎缩。指望受雇于资本和国家机器的科学家依靠其个体的道德自觉战胜这个机器，几乎是不可能的。小科学时代作为道德楷模形象的科学家，在大科学时代已经被淹没了。而即使是在小科学时代，这种楷模形象也常常是建构出来的幻觉。斯蒂芬·夏平在他的新著中，以大量的科学史案例论证，科学家并不比常人具有更强的道德水准。当然，关于资本与科学的联姻，还可以做另一种解读。
对于“从神学婢女到资本帮凶”这个相对激进的命题，张华夏先生认为这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观点，并且给出了经典文献的相关说法，这让我受宠若惊，如遇知音。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尽管这个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可能只是二手的，乃至三手的。我们反思科学，批判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调整我们对科学的态度，这是个逐渐深入的过程。从对科学的绝对崇拜，到意识到科学的负面效应，再到对科学价值的全面质疑，每一步突破都有理论上的风险。我们学校一位领导多次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别反科学，科学怎么能反呢?”我不但继续反，而且观点越来越激进。在这个过程，我的确是受到了马克思的启示。可以想到的有两条。
其一，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渗透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判定了资本以恶的形象。而资本的全球扩张，如果没有科学和技术的帮助，是绝无可能达到现在这样的规模和深度的。现在，GDP之类的经济指标成为全球最大的话语体系。仿佛经济一停滞，天就要塌下来似的。尼尔·波茨曼说：“整个美国不再是一个文化共同体，而是一个经济共同体。”(Technopoly)随着工业文明向全球拓展，整个世界主动或被动地变成了一个资本主导的共同体。没有现代技术，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其二，我当年熟记的中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是为了满足资本增殖的需要(大意)，所以生产杀人武器和生产粮食医药，对于资本家来说是一样的。教科书还说：资本主义生产表现为企业内部的高度有秩序，而整个社会则高度无秩序。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严重浪费。马克思在论断还是在无限地球的背景下作出的。而在有限地球时代，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的每一步，都会导致资源的开发与垃圾的形成，进而加剧全球生态危机。在工业文明的框架下，科学和技术必然会首先为、主要为资本所用。受资本控制的科学附庸资本为恶，与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
非常感谢张华夏先生为我提供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依据。
附：科学发展与伦理问题（节选）
张华夏(中山大学) 刘华杰(北京大学)
(提问者为刘华杰教授，答问者为张华夏教授)
六、北师大的田松博士提出一个说法，大意是，过去科学是神学的婢女，现在某些科技沦为资本的帮凶。我很想知道您对此的评论。
田松博士的观点是马克思的观点。是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几个观点之一。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的观点至少有三个：(1)科学技术是一种生产力，而且在生产力中“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⑧]。(2)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使它成为资本的奴隶与帮凶。(3)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造成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冲突，从而成了推翻资本主义的力量。恩格斯这样评估马克思对科学的态度：“他把科学首先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的革命力量。而且他正是把科学当作这种力量来加以利用……”[⑨]，例如研究社会科学，指导工人革命运动等等。
关于第(1)点，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以“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为命题讨论得很多了，关于第(3)点，由于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遭遇与现状尚未做出一种有权威的重新解释，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原因，而社会主义是它的发展的最终结果这个假说尚未得到证实，有待于未来的实践检验，所以目前很难加以讨论。而关于第(2)点倒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马克思多处提到这个问题，他有一段原话是这样说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饥饿和过度的疲劳。新发现的财富的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根源。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⑩]
这里不仅说了科学技术变成了资本的帮凶，而且连工人甚至资本家也异化为资本的奴隶。大概珠江三角洲的外地劳工每年被科学产品，即机器切掉的手指头的数目可以显示科学技术成为资本的帮凶的形象。就这一点来说，我是同意马克思的话的。
不过我们应该怎样评价马克思的这个论断呢?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组成要素的论断粗糙地说就是生产力包括劳动力、科学技术、劳动的社会组织、资本(他说的是生产资料的规模与效能即固定资本机器厂房等等)和自然条件。当我们抽出两个因素资本与科技来分析，它们就可以有“好的”运用和“坏的”运用，可以有“人性的”运用和“非人性的”运用，可以有“合乎伦理道德规范”的运用，也可以有“违反伦理道德规范”的运用，可以有“资本主义原则”的运用，也可以有“社会主义原则”的运用(在这里我们将社会主义看作是对资本的一种伦理调控)。当着它们进行坏的运用时，或者说它的坏的一面时，资本是丑恶的，科技是资本的帮凶这个命题是合适的。科技被用于只顾挣钱，不顾工人的生产安全、劳动保险和生活福利，指责这种行为为资本的帮凶是恰当的。但是如果一个企业运作良好，是所谓“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保护环境、增加福利”。而科学技术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则指责科技是资本的帮凶是不恰当的。这就是说科技本身和科技的社会使用方式完全是两回事，不能将它们混淆起来，科学技术本身只是一种工具理性，它是不能决定它的使用的目的和社会使用方式的。这又引导到我们回到爱因斯坦的论断上去了。“科学不能创造目的，科学至多只能为达到某些目的提供手段”。所以它天生是手段、工具、“奴隶”、“帮凶”和其他类似的东西。有关这一点休谟说得更绝。他在《人性论》一书中说道：“(科学)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职务”[11](Reason is, andonght only to be, the slave of the passions, and can never pretend to any otheroffice than to serve an obey then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ze II. Iii 3/415.])。如果这种情感只是对金钱和资本的情感，则科学便沦落为资本(主义)的奴隶和帮凶了。
七、科技绝对是有力量的，如果未来某一天有什么能够摧毁这个星球的话，从人类的“贡献”来看似乎只有一个候选者：科技。政客的权术、伪科学、伪技术等等，本身并不能把地球怎样。不知您是否同意这种看法。在您看来，科技伦理、全球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等等之间应当如何协调？
我同意你的看法，科技的发展足以具备摧毁这个星球，摧毁整个星球的人类的能力。人类已经有过两次走向毁灭边缘的体验了。第一次是核大战危机，第二次是目前正在经历着的全球变暖。自从人类有了核武器，就逐渐具有这种毁灭全人类的力量，目前世界储存的近五万颗核弹，其威力等于100万枚广岛原子弹。广岛原子弹炸死30万人。如果这样计算，五万颗核弹可炸死3,000亿人口，何况我们已知道，那些超巨核弹，一颗就可以导致1亿人的死亡。所以核战一开，像鲍林说的，“可以肯定将导致人类的毁灭”。[12]
至于基因重组，特种生命的制造以及“人类的基因改造”并且还有人工智能的发展，特种机器人的出现，如果不加控制，后果不堪设想。不过现在最重要的科技发展的伦理问题，恐怕还是近百年科技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首当其冲的是全环气候变暖。根据最有权威的有英、美、法、德、意、日、俄、中、印等国参加的IPCC(IntergovernmentalPanel on Climate Change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的研究，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烧、工业废气的释放以及森林的砍伐，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激增。根据IPCC建立模型预测(这项预测在2007年底公布)：从1990—2100年地球平均气候温将上升6.4℃，即地球平均气温从目前的33℃升至39.4℃。这已经是一个可怕的数字，不过这项研究有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参加，因而相当保守，许多因素尚未计入。例为尚未包括因伐木公司增加而注定要消灭全球热带雨林等因素，英国气象组织哈利研究中心重新计得本世纪平均气温将增加8.8℃，即地球平均气温将达到41.8℃。IPCC和美国前副总统环境专家戈尔曾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海洋温度升高引起的热浪和飓风、暴雨将不断袭击人类，造成巨大的死伤;干旱、湖水干枯与森林大火比平常多了许多，造成许多灾难;洪水与热带疾病将有明显的增加，它们不仅伤害人体健康，而且伤害许多动植物;许多物种将会消灭，100万种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有些昆虫，例如蚊子则大量繁殖，向北移动，带来更多的传染病，有些莫明其妙的疾病和病因(如SARS之类)也大量增加;预计海平线将会升高88厘米，影响世界上的30%耕地，使它遭受涝灾。一些低地国家如孟加拉国和其他岛国损失惨重。这当然是一种估计，不过如果格陵兰的冰块完全融化了一半，地球海水的水平面就会升高20英尺，东京、纽约、北京、上海、香港、加尔各答、孟加拉国就全被淹没了。科学技术曾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安康福址，但也造成极大的危险。单是全球变暖的人为现象，如果不加控制，任其发展，不出几百年内，会导致一个新的突变，例如新的冰河时期之类，就足以毁灭整个人类。大家知道建立数学模型进行预测，使用一些常规定律演释方法，尚不足预测那些突发事件。灾难可能出乎人们的预料突然提早到来。面对这些可能出现的人类灾难，是有许多防止措施的。科学技术有摧毁人类的能力，但是也有挽救人类和造福人类的能力。问题在于避免生态危机的种种可能措施涉及到你所说的全球利益、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以及企业利益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单就减少CO2的排放量的国际协议(例如1997年通过的京都协议)就有一些大国不愿签字，签了字也不愿实行。大家知道，个人是有脑的，但不存在一个集体脑或社会脑，每个人都是有意识的，有些人还意识到全球危机的存在，并且意识到这一点的人越来越多，但是人类社会、国家、民族本身是没有意识的，只有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宗教传统这些东西，并且一个能包括科技伦理在内的全球普适伦理和全球政府尚未出现，它们的出现也许还要再等待几百年，所以唯一能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民主讨论、平等协商和国际协议，这就是一个我对你的问题回答中反复提到的社会交往合理性。不过我们对人性还是应该有信心，人类曾经生活在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之下，自由、民主的制度不是终于克服了它们吗?人类曾经经历过法西斯的统治，人类不是终于战胜了它们吗?我们曾经处于核大战的边缘，尽管危险依然存在，不过裁减核武的谈判以及结束冷战不是取得了成功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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