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贵生：“红利”概念泛化是混乱思维的典型表现

　　“红利”概念泛化是混乱思维的典型表现

　　郝贵生

　　李克强总理近两年来多次强调“改革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思想后，主流媒体和一些学者就开始到处使用“红利”概念。最近在纪念抗日战争70周年之际，8月12日《中国青年报》刊载胡印斌的一篇文章主旨是强调今日健在的抗战老战士应该享受改革的成果，文章高度赞扬了国家民政部、财政部最近颁发的文件中给抗战老战士一次性发放生活补助金5000元的行为。文章的主标题如果用“让抗战老兵分享改革成果”就已经十分清晰、准确、明了，而该文却用“让抗战老兵分享改革红利”的标题。这究竟是深化了文章主题，还是扭曲了文章主题和国家与老兵之间的关系呢?

　　按照唯物史观原理，实践是人们改造世界的物质性活动，是人类生存和生活的基本方式。人们在进行实践活动中一定有实践的结果、收获、成果。这种结果、收获、成果也一定要为人们所享受。但直接进行物质生产实践的劳动者是否能够真正享受到实践成果并不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物质成果极其贫乏，因此氏族成员只能采取平均主义的方式享有劳动成果，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在私有制社会中，由于生产资料归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劳动者只能享受部分成果，而多数成果为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所占有。这就是人类社会客观存在的人对人的“剥削”现象和行为。资本主义社会占有劳动者成果的“剥削”方式不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马克思的《资本论》已经对此做了深入细致的揭露和阐发。劳动者所享受的劳动成果只是自身必要劳动所创造的必要价值，而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完全为资本家和少数人所占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企业的资本家已经不局限于一两个资本家，而是成为群体。这就是资本主义股票市场的出现。凡是购买企业的股票实际上就是成为企业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也就必然能够分得企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或者说获得企业利润的一部分。而“红利”概念实际是经济学上的一个具有特定含义的概念，它专指股票上市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分配给股东的利润。如百度中的解释：“红利是指上市公司在进行利润分配时，分配给股东的利润。一般是每10股，派发XX元，股东在获得时，还要扣掉上交税额。普通股股东所得到的超过股息部分的利润，称为红利。普通股股东所得红利没有固定数额，企业分派给股东多少红利，则取决于企业年度经营状况的好坏和企业今后经营发展战略决策的总体安排。”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利”概念反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相互关心、相互爱护，而是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铜臭关系。劳动者所获取的必要劳动创造的价值只能成为劳动者的工资，其不是劳动者创造的全部成果，而是其中一部分。其剩余价值作为“利润”已经转化为股票占有者的 “红利”。“红利”和“工资”都是劳动者劳动的成果， 但二者的本质含义完全不同，绝对不能混淆。

　　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国家，其分配主要方式是按劳分配。目前政策允许私有制企业存在，也允许股票市场存在，也必然存在股票占有者所获得的“红利”收入。社会主义改革作为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必然存在改革的成就、成果、收获，特别是物质方面的成果。除依靠按劳分配和一定意义上的按资分配之外，按照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这些物质成果还需要扩大再生产、满足社会共同需求、设立各种基金等等。而除了按资分配即股票分配的成果称之为“红利”之外，其它分配方式特别是满足社会共同需求、各种社会补助基金等等绝对不能称之为“红利”。从这个意义上说，把改革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简单化为“红利”，实际是把“红利”概念泛化、普遍化，或者说，抽取其本质的内容，把“红利”与人们的实践和劳动“成果”划等号或取而代之，这是绝对错误的，是直接或间接把人们的一切社会关系一律简单化为赤裸裸的铜臭的金钱关系。

　　抗战老战士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战争中，为国家、民族、人民做出了突出了贡献，今日他们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国家拿出改革所取得部分物质成果发放生活补助金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体现了党、国家和人民对老战士的最大关心、爱护和奖励。这是社会主义国家按需分配的一种特殊方式，即使资本主义国家也可能拿出这样一部分资金补助为国家而战的老兵，它与股票分配中按资分配的“红利”现象风马牛不相及。用股票享受“红利”这种经济现象解读党、国家、人民和整个社会对老战士的关心、爱护岂不是把二者关系也看作赤裸裸的金钱交换和剥削占有关系吗?这不仅是对国家这一重要政策和措施的歪曲，也是对抗战老兵的侮辱。

　　任何社会科学中的基本概念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固然随着实践的发展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可能发生变化。但这种实践无论如何变化，作为股票分配的特定含义的“红利”概念也不会与人们实践、劳动的一切“成果”，包括物质“成果”划等号。“成果”概念是一个十分通俗、准确、清晰、明了的概念，完全没有必要用铜臭味的“红利”概念取而代之。如果用“红利”概念取代“成果”概念，绝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创新”，也不是形象比喻，而是形式逻辑中的“偷换概念”错误，是科学思维的混乱，是倒退。如果因为一个国家领导人这样使用，而媒体和学者也步其后尘，一窝蜂群起而跟之，就是唯书唯上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素质低下的一种典型表现。这种违反“形式逻辑”的逻辑错误在领导人讲话、文件和媒体中已经不只一次了。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者和知识分子多学习些“形式逻辑”，不要在讲话和文章中再犯类似的逻辑思维的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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