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天推荐语采用高和分享嘉宾之一，陆建德先生为其《思想背后的利益》再版时所写的新序。本书由中信学术出版社出版，11月刚刚面市。
推荐语
《思想背后的利益》是十年前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的一本集子，书名来自以赛亚•伯林的一段话(见本书《自序》)。 这次再版，首先要感谢中信出版社，尤其是耐心等候修改稿的刘绚女士。我添加了三篇文章，前两篇(《来自权力走廊的报告》和《自我戏剧化的风致》)作于2013年，均系伯林书信集的书评，另一篇《“司名器者之蠹国自利”》是近日才写就的。两三年以来，我对上世纪二十年代北洋政府财政收入有所关注，发现一些学潮所打出来的高调旗号遮盖了利益之争，所争的是为数可观的庚子赔款受赔国“退还”款的管理、使用权。中国无政府主义的鼻祖、国民党元老级的人物李石曾口头上“反帝”、“爱国”(章士钊称他“浮慕爱国运动之佳名”)，真正让他心痒的却是财权。
我曾在与本书同名的一篇文章(收入上海书店2013年出版《击中痛处》)里对书中四个板块的主旨做了一点说明，此处不再重复。但我还是再想强调一下，我从来不相信“唯利是图”四字可以概括人类一切精神活动，依然对超越一己利害的讨论问题的方式(即英文中的“disinterestedness”)恋恋不舍。我在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写道：
“提出‘思想背后的利益’这一话题，绝非认定杨朱之学乃普世真理。思想背后也有兴趣、忠诚和宽厚的待人之道。”
大概是在1995年，我在《读书》杂志批评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称之为“无人问津”的“走气啤酒”，显然是太乐观了。计划经济的弊端暴露之后，人们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那瓶超大啤酒牌子响亮，在当时的北京还新鲜得很，瓶盖刚打开，泡沫喷涌而出，四周一些豪杰正欲畅饮。我当时特意推荐来自市场营垒的两种观点：英国《经济学人》1992年9月12日的社论《为中央计划一辩》和世界银行1993年8月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份报告。前者认为，为了防止环境恶化、人口爆炸、金融危机和影响到公共财政能力的税务犯罪，中央政府还应该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后者严厉批评“中国普遍存在的一种看法，即权力集中是与改革背道而驰的”。我以为中国还是一个治理程度较低的国家，政府执法能力弱，民众和官员守秩序、讲公德的习惯尚未养成，再加上生态脆弱、资源短缺，一旦听任所谓的“经济人”在并无规则的市场上“放任”，整个社会就会付出太多不必要甚至无可挽回的代价。于是我生出不少焦虑，提笔质疑特殊品牌(不主张政府干预)的自由主义(《伏尔泰的椰子》)，揭穿“‘经济人’的神话”(《虚拟的“经济人”》)，希望国家用财政政策进一步推动义务教育之类的公共事业(《国家利益所在》)。现在看起来，中国近三十多年取得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自由贸易和适度调控的市场经济，但是与成绩相伴随的遗憾是我们并没有理解，有些方面的权力集中反而会为深化改革铺平道路。举例来说，美国环境保护署(EPA)、国内税务局(IRS)和食品与药物署(FDA，隶属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政府机构，所管事务与国计民生切切相关。设立这些统一事权的机构并使之有效运转，国家和社会治理就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前几天(6月15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网站发表的一份题为《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和后果：取一个全球的视角》的研究报告(第一作者艾拉•达布拉-诺里斯)认为，富裕阶层减轻赋税负担，得到大量实惠，未必会自然而然地导致经济增长，让中下阶层得益;顶层五分之一人口收入增加一个百分点，GDP增长率反而略为下降。虽然每个国家的情况有所不同，这份报告是对新自由主义“涓滴经济学”的有力驳斥。现任梵蒂冈教宗方济各一世抨击“涓滴经济学”的文字广为人知。他说，这一理论“体现了不加掩饰地、天真地信任那些掌握经济权力的人的仁慈”。这种天真的信任使我想起亚当•斯密在讨论竞争力时所提的问题：究竟是劳方的高工资还是资方的高利润抬高了商品的价格，从而影响了竞争力?他指出，商人和制造商如自己得利(高利润)引起恶果，他们默默不语;一旦他人得利(劳方高工资)而产生负面效应，他们就大喊大叫。可见“市场规律”等观念也服务于具体的利益，斯密并没有高估商人和制造商的仁慈。在今日，这种对资方、富人的怀疑也贯穿在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中，不过仍有学者不愿放弃“经济人”、“理性人”的提法，想把它们作为讨论问题(比如儒家学说的世界前景)的普适性假设前提。阿玛提亚•森曾逻辑地论证，不属于任何社群的孤零零的“理性人”堪称“聪明的傻瓜”，在经济学界，也出现了不适合“理性人”的“强互惠”(strong reciprocity)一说。
重读本书第一部分的那些文章，也有想改动的地方，比如《贵族何以得到敬重》。有人批评这题目(“肉麻当有趣”)，大致不错。我引用的伯克描述“自然贵族阶级”的那段文字确有美化十八世纪英国政治以及精英阶层的嫌疑。我在别处专论伯克的文章里也曾提起十八世纪英国贵族主导下的腐败，伯克本人也喝饮过“腐败的汤碗”。但是我又以为，英国的精英阶层有其出色的一面，比如他们富有社会责任感，乐于提供公共服务，代议制的成功离不开这一先决条件。英国议员在20世纪之前不取报酬，而民国初建时政府借债度日，参众两院议员(多达八百余人)每人月薪高达五百大洋，竞选也是抢“饭碗”。要改变“步步高升”、“做官发财”这种集体无意识，还必须花更大的气力，认真了解别人，从而认识自己。有一次我在上海浦东党校学习一周，当地一位干部跟学员见面时非常高兴地说：
“我们学校外面，左边是锦绣路，右边是前程路，大家来学习，以后出了校门就是锦绣前程。我举杯祝大家进步!”
他说完之后得到一片掌声，大家同声说“进步”，开始是微笑，有点腼腆，后来无所顾忌地大笑。
这本集子里居然有五篇文章与以赛亚•伯林相关，不大说得过去。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我一直对这位英国犹太裔思想家的著作和人生经历抱有特别的兴趣，原因之一是我当时就读的剑桥达尔文学院与伯林创办的牛津伍夫森学院来往密切，每年都举行院际体育比赛。1976年至1982年，达尔文学院的院长是著名的古典学者芬利教授(Moses Finley，原姓Finkelstein)，我是1983年秋入学的，芬利教授夫妇还出现在温馨的欢迎酒会上，与几位新生逐个交谈，非常友善。(迎新酒会分几次举行，规模都很小，便于进行个人间的交流。)1986年6月的一天，芬利夫人病故，第二天芬利教授竟也因脑溢血紧随而去，达尔文学院的全体成员都非常悲痛。芬利教授是犹太裔，出生在纽约，五十年代初受麦卡锡主义迫害，被拉特格斯大学解聘，不得不移民英国。伯林是强硬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跻身美国权力走廊的核心小圈子，芬利则完全没有耶路撒冷的情怀，对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以及那套“自由”话语的态度可想而知，两人在政治上几乎是对立的。我没有用文字纪念过芬利，这才是最说不过去的。困扰当今世界的很多事件，根源大多来自巴以冲突。这几篇伯林文章涉及犹太复国主义和巴勒斯坦问题，也许能给读者提供了一些背景知识，而且也有助于理解萨义德的“不屈不挠的博学”和汤姆•波林一些有争议的诗作。2014年9月，以色列决定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修筑犹太人定居点，美国予以批评，称这一举动将破坏巴以和平进程，并敦促以色列政府尽快撤回这一决议。我国读者这方面的知识储备还大有欠缺。
今年是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但是我觉得我们对日本的了解远远不够。19世纪末，很多日本人不必统一思想就自觉地协调行动，他们的战略意识和合作能力绝非晚清一心走仕途的读书人和图谋造反的秘密会社成员所能及。甲午战争一爆发，日本就挑拨汉满关系，号召十八省汉族豪杰“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邹容的《革命军》作于日本并不是偶然的。此后日本不断寻找在华代理人，如黑龙会给予中国反政府组织有力的支持。日本向袁世凯提出的无理要求早在辛亥时就酝酿了，名义上光明正大的护国、护法战争中都有日本政界、军界人士忙碌的身影。1924年11月5日，冯玉祥的国民军听从李石曾的建议，一天之内将整个清室逐出紫禁城。这是“思想革命”的壮举，但清室善后委员会有近谋而无远虑，少数人因此获取了巨大而且又不受监督的权力，“善后”则无从谈起。溥仪出宫，一心要“解决满洲问题”的日本扩张主义者正好将他牢牢掌控，不到十年，满汉果然分立。
本书有几篇文章(尤其是《“地之灵”》)涉及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主性问题，与主题“思想背后的利益”有一点关联。十年前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以根系于一地同时又不受其局限的公共感情激扬文字，建造我们自己的 “心智的堡垒”。现在我倒想学学梁启超，以今日之我反对昨日之我。学术自主性和文化自觉之类的表述，听起来很对，却难以界说。刻意自主和自觉，不一定就有利于昌明学术，砥砺思想。为各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冠以中国之名，很容易掉入本质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陷阱。“心智的堡垒”应该是无形的，因开放而不断自我更新，生长壮大。以壁垒保护心智，预设一个简单化的立场，视野不免受到局限，分析也难以透彻，面对历史事件往往不能做到实事求是，论从史出。抛弃了实事求是的精神，非但创新谈不上，就连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也可能随之转移。
实事求是说了大半个世纪，真正要使之内化为一种看待、评价事物的心灵习惯还是很难的，因为事实和道理有时候并不在自己的一边，而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个强词夺理的小鬼。且以《“政府与布衣讼”——治外法权影响下的苏报案》一文为例。这篇文章发表于2002年的《万象》杂志，我当时掌握的史料有限，根本不知道会审公廨控辩双方所请的英国律师如何交锋以及章太炎和邹容在法庭上的表现。这十几年来，学界越来越关注近代史中一些重要事件的国际背景。王敏的《苏报案研究》让我眼界大开。这本书最大的特点是充分利用了英美外交文书和苏报案的英文审讯记录。辩方的策略是章太炎、邹容那些煽动暴力、涉嫌诽谤的文字仅仅表达私人观点，两人绝对无意将它们公开发表，至于这些信件和“家庭作业”如何被人拿去印行，一概不知。两人就此得到轻判。事实并非如此。控方律师如能稍下功夫，即可通过华人翻译从涉案文字自身证明被告的写作目的是公开发表、出版(如章太炎在《革命军序》希望“屠沽负贩之徒”受其鼓动，驱除异族)。王敏这部著作披露了大量以前不为人知的细节，现有各种关于苏报案的叙述(包括我那篇过时的文章)都应该据此做一些调整，甚至重写。书中还有不少关于两位被告在民国后被神化的记载。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台湾新成立的“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还邀请王宇清编写话剧《邹容》，目的是塑造一位政治形势所需要的“青年之神”。该剧结尾处罔顾史实，虚构了邹容狂吻青天白日旗的场景。大陆方面后来也有一部与实际情形出入颇多、概念先行的电影。作者在结语中写道：历史记忆往往受到文化价值和政治倾向的影响，在特殊情境下建构出来的历史，其出发点不是历史真相如何，而是历史应该如何。
“革命时代需要塑造革命英雄主义人物，也需要反动的、邪恶的反面形象，于是章太炎、邹容被完美化、革命化、神圣化，清政府、列强则在这一过程中被丑化、妖魔化，这样，通过去除、强化、附会和添加，历史事件苏报案逐渐成为一个象征性符号，和真实的历史失去了对应的关系。”
录下这段文字，《“政府与布衣讼”》一文就不作修改了，责任在我，请读者海涵。
写毕于2015年6月26日
陆建德：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
声明：本推荐语属于高和分享原创，如有转载，请务必注明出处和来源。
图书信息
书名：思想背后的利益
作者：陆建德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10月
页数：383
定价：39.00
当当价：2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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