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必然

——自由六问(之一)

赵 磊

(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编辑部)

　　什么是“自由”?在有关自由的众多解读中，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自由观最为引人注目：

　　一种是尊重“必然性”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把自由理解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据说斯宾诺莎最早表达这个意思，然而恩格斯指出：“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联系”(恩格斯，第111页)。

　　另一种是蔑视“决定论”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把自由理解为：所谓自由，就是“摆脱了决定论”的人的自由——用萨特的话说就是：“假如存在确定是先于本质，那么就无法用一个定型的现成的人性来说明人的行动，换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的。”(萨特，第342页)

　　与尊重“必然性”的自由观相比，蔑视“决定论”的自由观高扬了主体性和主体意识，因而很长人类的雄心壮志。然而在我看来，蔑视决定论的自由观也太过于“自以为是”了。因为很不幸，人的自由就像栓在树上的狗，永远要受绳子长度的限制——这种自由是否可以摆脱“决定论”，狗或许不知道，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难道也不知道吗?正如马克思所说：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马克思，第105页)。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古代的先哲老庄(老子和庄子)。尊重必然性的自由观与老子的“顺其自然”以及庄子的“逍遥”有异曲同工之妙，它看似消极，其实很有“自知之明”。比之“自以为是”的自欺欺人，看破了自由谜底的“顺其自然”，从而由此进入逍遥的境界，恐怕才是实实在在的自由。

　　人类对自然界的一次又一次胜利，不断地加长了“栓狗的绳索”，使人类几乎忘了“必然性”这根绳索的存在。可悲的是，在“上帝死了”(尼采)之后，随着主体性霸权的确立和“不确定性”的增长，人类“自以为是”的感觉也随着绳索的加长而不断膨胀。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于今人们已越来越不满足于套在“必然性”这根绳索上的自由观，甚至不少吃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奶水长大的学者也发出了“不满”的声音。比如，俞吾金先生撰写的《物、价值、时间和自由》就是一例。

　　俞吾金认为，我们过去把自由理解为“对必然性的认识”，“完全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见解”，“假如这个推论能够成立，那么人类通过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来争取自由和解放就成了无意义的举动，只要学习自然科学就行了。”(俞吾金)俞文对自由的解读的确有不少发人深省之处(留待后面分析)，但俞先生的上述说法则是值得商榷的。

　　事实上，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看来，不仅自然界的发展过程具有客观必然性，而且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同样也包含着客观必然性。因此，“对必然性的认识”并非只是对“自然科学”必然性的认识，人类通过社会革命来争取自由的举动，也决不是一个可以随心所欲的“自以为是”的举动，而是一个必须遵循客观规律的“顺其自然”的过程，否则就不会有什么“自由”可言——这方面的教训多多，不胜枚举。

　　从学术路径来看，俞吾金深受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影响。令人不解的是，如果俞先生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的弟子，为什么会只承认自然界的客观必然性，而拒不承认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有客观必然性呢?这种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看法，还称得上是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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