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忠武：近代中西两大异质文明猛烈碰撞的亮丽火花

——遥想清同治初年一闪即逝的中英联合舰队    

中篇（上）  

亮丽的火花

中国方面

　　分目录

　　三、挨打后的反思—自强首在师夷强兵

　　1、明于理

　　注释

　　2、迫于势

　　注释

　　3、逼于事

　　注释

　　4、成于时

　　正文

　　三、挨打后的反思—自强首在师夷强兵

　　组建中英联合舰队，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事件，它发生于咸同之交的中兴时代，并由总理衙门和地方疆吏筹划主持的。（1）所以首先应该对这些历史事件当事人倡议之初有关海防和购买船炮的言行的先后承续关系，大致的脉络，有所了解。

　　四五十年前让大将军福康安看不上眼的坚船利炮，到了半个世纪后，竟然成了同治朝初期的「刻不容缓，期于必成」的「救时要务」。真是此一时也，彼亦时也！

　　这种划时代的觉醒和转变，不是农耕文明内在发展的应有之义，而是遭到洋人痛打之后、迫于严峻的外患形势，逼于内忧的战事威胁，不得不然的救命回应。

　　换句话说，乾嘉道咸以来中国遭遇的外患，不能单从民族主义的层面（2），或基于正义的阶级层面来考察，还应提升到文明的层面，从更深刻、更广泛、更根本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层面来考察。质言之，在十九世纪的大半个前期（1800-1870），人类的物质文明正突飞猛进，始作俑者的西欧各国--人类近现代文明的策源地，正在从商业革命进到工业革命，从封建社会进到民族国家，从神权进到理性，从而掀起空前的大动荡、大革命，大调整；在此过程中西方社会也为适应这个新的时代和文明，经历了无休止的内外战争和深重苦难。这种以商品、机器、炮舰的近代海洋文明的形式，披着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外衣，掀起的巨大海洋文明漩涡，发出要较成吉思汗所代表的游牧文明远为强大的辐射力和向心力，席卷全球每一角落，中国自然也无法幸免而陷入此涡流之中。

　　然而，这时的中国还懵然未觉，按照千百年来农耕文明的轨道运转，仍然陶醉在田园牧歌的温馨和农耕文明巅峰盛世的光辉之中，丝毫没有察觉已经被迫进入海洋工商业文明的轨道。所以垂老的中华农耕文明面对朝气蓬勃的西方海洋工商业文明的挑战其回应是无奈的，迟钝的，缓慢的，甚至是麻木的；如上篇所述，甚至当她的使者不远万里而来传达她的时代已经降临的信息时，也不屑一顾。拿破仑比喻这时的中国像头狮子—应该是像条卧龙更为确切，仍然在埋头大睡，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是在酣睡之中，只能是慢慢地、逐步地自觉地或被迫地清醒过来，无法顿然醒悟；有时不但要迎头泼洒冷水，更多的时候还得猛力敲打，才能让这头梦中的睡狮卧龙完全清醒过来。概而言之，就本文所述时段而言，可分为四个相互重叠的阶段：

　　1、明于理:

　　所谓「明于理」的理，就是指对正在展开的海洋文明、海洋时代之理、工商业文明之理、工商业时代之理的认识体悟。当然，在这两大异质文明接触之初，遭到猛烈碰撞的中国知识界，对于这种陌生的理的认识，仍然处于朦胧状态，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用总理衙门大臣直白的话说，就是「含酸忍痛，随事体察，虚心研究」（3），所谓「含酸忍痛」者，即强忍咸丰帝1860年逃亡热河行宫忧郁而死的耻辱、被视为满蒙共有的政权充当看家护院的僧格林沁蒙古马队通州惨败、圆明园被焚之民族耻、国耻等的锥心彻骨之痛；(4) 所谓「体察」者，即密切关注体察正在发生的内忧外患劫难之严峻形势；所谓「研究」者，即放下唯我独尊的天朝心态，虚心探究了解内忧外患的因果关系，找出应对之策。这就是本文「明于理」之「理」的意义所在。

　　必须强调，人脱离不了时代，特别是历史人物更是时代的产儿，都打上他们时代的印记。本节分为两个时代，即道光朝鸦片战争世代和咸同朝鸦片战争世代，两者之间有承接，有创新，由于时代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从外患的西洋侵略的夷祸暂时转变为内忧的太平天国的逆祸，因此时代的主旋律也随之从制夷变为平逆，虽然基调都是师夷，但师夷的目的已然不同；虽然只是暂时的，而这却正是本文所论证的历史时段。

　　道光鸦片战争的世代（1820-1850）

　　中国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史学界一般将1856至1860年的英法联军之役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5），这样的合称符合两次战争的性质，也与本文的题旨相符，所以本文将鸦片战争的一代同咸同时代的两代人，在思想上心态上一并处理。

　　这个理，推源溯本，必须从海洋海防来理解。鸦片战争前后是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的重大转折点，（6）不仅标志是朝代的小循环开始作用，文明的大循环也开始作用。同本文主旨密切相关的是，中国的海防取代塞防，而成为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轴，主旋律；质言之，这个人类历史的时刻，突出的主要矛盾是文明的矛盾，其次才是民族国家阶级的矛盾。中西两大文明在中国东南沿海猛烈碰撞激发出的火火焰，揭开了标志近代中国必须面向海洋时代的序幕。所以海防就成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不论是哪个民族，哪个阶级，所共同面临的迫切的国家安全问题，沿海各省特别是首当其冲的粤闽两省的中国人，开始取代以张謇、班超、卫青、霍去病开拓内亚的中原内陆晋陕豫冀四省的中国人，成为开拓海疆的大时代的弄潮人、先行者。

　　而最能反映这个时代特征的莫若林则徐、龚自珍和魏源三人，他们公认是道咸时代震聋发聩的先觉者，开风气之先。三人中，开一代风气，洞察变天变道天机，远远走在时代前头的龚自珍，为大清帝国敲响了警钟、丧钟：

　　开一代风气的龚自珍

　　陷入中国历史大小循环周期的怪圈

　　天道十年而小變，百年而大變。人亦小天，古今朝市城邑禮俗之變，以有形變者也；聲之變，以無形變者也。（7）

　　自珍少讀歷代史書及國朝掌故，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8）

　　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則以拘一祖之法，憚千夫之議，聽其自陊，以俟踵興者之改圖爾。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9）

　　社会危机四伏，人才凋零

　　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變贫户，貧户變餓者，四民之首，奔走下賤，各省大局，岌岌乎不可以支日月，奚暇問年歲？（10）

　　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衢無才商，巷無才偷，市無才驵，藪澤無才盗，則非但尟君子也，抑小人甚尟。……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11）

　　所以他大声疾呼：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12）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十余年就洞察到英国殖民者的侵华野心和阴谋，指出英人经商的目的就是为了侵略掠夺中国，一旦要求不能满足就可能发动军事侵略，因此国人应未雨绸缪，早做准备。

　　这就是海上霸主大英帝国1840年前来中国扣关时，中国的现状，一艘老旧破损不堪的大船，经不起碰撞，更不要说同另一个强大的、生气蓬勃的异质文明的猛烈碰撞了。

　　睁眼看世界、理性面向海洋的第一人林则徐

　　其次是被称为中国近代处于帝制社会开始崩解、文明开始转型之际「睁眼看世界、理性面向海洋之第一人」，（13）和向西方学习引进先进技术之先行者林则徐（1785-1850），是他同时代弄潮人的杰出代表。（14）但他对西人的认识、经验和智慧，主要来自他身负海防第一线重任的亲身实践和观察，不是来自道听途说或纸上谈兵的书本。（15）所以他对西方入侵者的来意和威胁的定性和打人的利器能耐，以警言警世的形式，展现出本能性的深刻敏锐的洞察，对其后的世代起着具有指导意义的启发作用：

　　无非恃其船坚炮利，以悍济贪。（16）

　　主张「尽得西人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造船必求其坚，制炮必求其利」（17）

　　他抗夷是两手并用，一方面是向西方学习，取其长技，另一方面是依靠人民，发动群众，民心可用：

　　察看内地民情，皆动公愤，倘该夷不知改悔，唯利是图，….即号召民间丁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18）

　　总结出「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剿夷八字要言」（19）

　　于此可见，徐不是唯武器论者，所以在总结出「器良、技熟、胆壮、心齐」的「剿夷八字要言」中，在强调「器良、技熟」四字要言的硬力的同时，也强调「胆壮、心齐」（不止是兵勇还有民心）的四字要言的软力的重要性。哲学大师冯友兰在其《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一文中，特别着重指出林在鸦片战争中坚持与「民」站在一起，以「民」之众抵「番」之强。（20）冯的这一观点值得肯定。

　　林除了致力海防建设之外，对于塞防也有预见性的认识：

　　终为中国之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21）

　　于此可见，林也不是一个「唯海防论者」，在流放新疆，也看到了塞防的重要性和沙俄的威胁，所以认识到中国国防具有海陆双栖的特点。龚自珍、魏源也十分重视塞防问题，具有海防塞防务兼顾的双栖思想。

　　要而言之，认识到鸦片战争之所以挨打，最突出的问题是武器落后，所以主张「造船必求其坚，制炮必求其利」，学习引进西方的长技。这时林已清醒地认识到建立一支强大水军，是保卫海疆的长远之策，所以多次向道光皇帝提议创办新式国防工业和建立一支新式海军。

　　直面海洋、系统构思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前驱魏源其次是林的亦幕亦友的魏源（1794-1857），如果说龚自珍是中国近代开风气之先的第一人，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则魏源可算是中国近代直面海洋、系统构思中国近代海防建设的前驱，其代表作就是《海国图志》（22）和《圣武记》（23）。

　　魏源的海防思想十分丰富，下面仅列举同本文主旨中西文明碰撞和海防有关的思想；质言之，有利于将农耕文明同西方海洋文明以和平的或暴力的方式接轨的思想：

　　《海国图志》标志中国被迫走入近代世界的几点有异于传统中国的鲜明特征：

　　1、从天朝的天下到海国的世界--为「中国」重新定位

　　魏源的「海国」，重新定义传统的「天下」观念：就本文的题旨而言，这部著作是近代中国第一次以当时可以获得的较为翔实和准确的地理学知识(以及有关全球各区域和国家的政治、经济、风俗、物产的知识)，重新定义中国的天下，把传统内陆大帝国的天下纳入近代「海国」世界的框架之下，从而为朝贡礼制的大陆帝国向法制的近代主权国家的转变，开启了观念上的突破和提供了知识上的根据;

　　豈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將中外一家歟（24）

　　聖人以天下寿一家，四海皆兄弟。故懷柔遠人，賓禮外國，是王者之大度；旁咨風俗，廣覽地球，是智士之曠識。（25）

　　此处的「天下」、「四海」的概念，已非儒道中国之下的概念了，而是孔孟董朱陆从未听到过的五大洲、四大洋的近代海国世界了。

　　2、与此密切相关的核心概念，夷夏之别 ：

　　夫蠻狄羌夷之名，專指殘虐性情之民，……,非謂本國而外，凡有教化之国皆謂之夷狄也。……誠知乎遠客之中有明禮行義，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徹物情，貫串古今者，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稱之曰夷狄乎!(26)

　　于此可见，儒家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居天下之正中」、「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觀念已遭到魏源的质疑挑战；非但如此，不仅摘掉「蠻狄羌夷」的帽子，反将博学多闻之远客譽之為「奇士」，引為「良友」。这种观念上革命性的改变标志当时的中国已开始走上告别胡汉文明碰撞磨合的旧时代，走向华洋碰撞磨合崭新的大时代了。

　　3、师夷长技

　　首先开宗明义，突出的时代的主旋律，抗夷制夷。

　　是书何以作? 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27）

　　都是在一个夷字上做文章。

　　未款之前，则宜以夷攻夷，既款之后，则宜师夷长技以制夷。夷之长技三：一战艦，二火器，三养兵練兵之法”(28)

　　英夷船炮，在中国視为絕技，在西洋各国視为寻常，广东互市二百年，始則奇技淫巧视之，繼则邪敦毒烟受之。独于行軍利器，則不一师其长技，是但肯受害，不肯受益也(29)。

　　在广东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行取佛兰西(法国)、弥利坚（美国)二国，各来夷目一二人，分携西洋工匠至粤，司造船械。并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如欽天监夷官之例，而选閩粵巧将精兵以习之。」、「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必使中国水师，可以駛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我有鑄造之局，則人习其技巧，一二载后，不必仰賴于外夷」(30)

　　冯友兰高度评价魏源「师夷长技」之主张，许为「当时最进步之思想」，因为他认为魏源承认技不如人，而「夷」是有长技的，中国要不挨打，必须虚心向「夷」学习，师夷是手段，制夷才是目的。（31）

　　尤为哪能可贵的是，魏源要學習西方的长技不仅限于军工科技，還有支撑科技发展的經濟環境、政治制度。他認為發展商业、促進外貿，不但對中國長遠有利，在當時的特殊環境裡對軍事（「兵賈相資」）、外交（「以夷款夷」），也都大有好處（32）。至於政治制度，《海國圖志》在介紹美國時更對其民主制度發出了由衷的讚美：

　　二十七部酋分東西二路，而公舉一大酋總攝之。匪惟下世及，且不四載即受代，一變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謂不公乎!議事聽訟，選官舉賢，皆自下始，来可可之，眾否否之，眾好好之，眾惡惡之，三占從二，舍獨徇同，即在下預議之人：亦先由公舉，可不謂周乎!（33）

　　可见魏源对当时美国的政治制度是多么的向往！

　　4、有利于发展工商业资本主义的思想：

　　早在1825年(道光5年)，他就看到商人的力量：

　　主张依靠商人，从海道运南方的漕米到北京：「元朝海道官开之，本朝海道商开之」；（34）

　　主张除弊兴利，为商人谋利：「天下无兴利之法，除其弊则利兴矣」；「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请运之商」。（35）

　　5、批驳奇技淫巧旧观念、鼓倡工艺制造

　　古之圣人刳舟剡楫，以济不通，弦弧剡矢，以威天下，亦岂非形器之末? 而《睽)、《涣》取诸《易》象，射御登诸六艺，岂火轮、火器不等于射御乎? 指南制自周公，挈壶创自《周礼》，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

　　西海之民，云集而鹜赴，又何暂用旋辍之有? 昔汉武欲伐南越，爰习楼船水战于昆明湖；乾隆中以金川恃碉险，爰命金川俘卒建碉于香山，又命西洋人南怀仁制西洋水法于养心殿。（36）

　　6、两个有力的现实例证

　　俄罗斯师法西洋之长技而富强

　　西史言俄罗斯之比达王（彼得大帝），聪明奇杰，因国中技艺不如西洋，微行游于他国船厂、火器厂，．学习工艺，反国传授，所造器械，反甲西洋。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故知国以人兴，功无倖成，惟厉精淬志，能足国而足兵。（37）

　　英国国小民寡、穷兵黩武、觊觎垄断中华之富饶

　　荚吉利夐然三岛，不过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员，与闽广之台湾、琼州相若，即使尽为沃土，而地力之产能几何? 所以骤致富强，纵横于数万里外者，由于西得亚墨利加，东得印度诸部也。亚墨利加一土，孤悬宇内，亘古未通声闻，英人于前明万历年间探得之，遂益万里膏腴之土，骤致不资之富。其地虽隔英伦万里，而彼长于浮海，视如一苇之航。迨南境为米利坚所割，所余北境，虽广莫而荒寒，类中国之塞北。燕支既失，英国几无颜色矣。（38）

　　盖四海之内，其帆樯无所不到，凡有土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朘削其精华。（39）

　　凡商舶所至之国，视其守御不严者，辄以兵压其境，破其城，或降服为藩属，或夺踞为分国。（40）

　　各夷常说：天下富庶，无如中华。诸国所来船，多不觉其多，所来少不觉其少，无卖不尽之货，又买不尽此地之货，为海内第一，是天下更无大于中华。英吉利久有垄断之心。（41）

　　7、中国害了酣睡症

　　古之驭外夷者，诹以敌形，形同几席；诹以敌情，情同寝馈。然则执此书即可驭外夷乎?曰：唯唯，否否此兵机也，非兵本也；有形之兵也，非无形之兵也。

　　明臣有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 人心之积患如之何? 非水、非火、非刃、非金、非沿海之奸民、非吸烟贩烟之莠民。故君子读《云汉》、《车攻》，先于《常武》、《江汉》，而知《二雅》诗人之所发愤；玩卦爻内外消息，而知大《易》作者之所忧患。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远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

　　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才之虚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42）

　　寐，本意是睡眠，是酣睡，是「昏昏噩噩，长睡不醒」，（43）与先天的智愚无关。这倒与拿破仑的「睡狮说」，不谋而合，异曲同工；狮子睡了，当然不威猛了，一旦醒过来，则威猛如故；因为睡了，而且是酣睡沉睡，所以对外界的刺激，没有反应，没有知觉，或反应迟钝。这应该是魏源的本意。但冯友兰却将之解读为「昏庸无知」，（44）昏庸是本性，是昧不是寐，所以无知。当然也可以引申解读，但引申过度，就失掉原意了。于此可见，魏源使用「寐」而非「昧」，来形容他同时代人的心病，是有深意的，而且还对他后世寄予厚望，从酣梦中惊醒过来。

　　但放在中国近代史的框架下来全面审视，如果比喻为一头病狮或更为恰当；威猛之性还在，不但酣睡了，还得了重病，因此不但要唤醒，还要寻找奇方灵丹治疗。这正是近代中国最好的写照。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魏源的寐，其正确解读是：中华民族是天纵威猛之性，是雄狮是猛龙，只是暂时病了，一旦病好了，必将重振威猛雄风。这应该是魏源形容时人害了「寐」病的本意或引伸之意。

　　但害的不是一般的寐病，而是文明的寐病，是西方海洋文明同中华农耕文明碰撞下产生的后遗症，病症十分离奇，非一般祖传秘方可治。魏源似曾多少意识到了，但没有想到的是，病情病症竟是如此的离奇复杂！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诠释魏源所谓的心病，一部中国近代史，不就是记述唤醒这头睡狮卧龙的过程吗？唤不醒，就敲打敲打，直到清醒为止？这同以后孙中山引进英美的治国妙方，唤起民众，同毛泽东引进欧俄的马列治国妙方，强调政治教育，就一脉相承了。

　　注释

　　1、著名的中国米兰的足球俱乐部近代史学家胡绳，在其代表作，《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对于这次中英合作组建「中英联合舰队」进而建设中国近代海军的事件，只在第一章第五节，「军事合作」中，写下「到了1861年5月，恭亲王奏请「购买外洋轮船」（1978年版，页26）二十来个字，就轻轻一笔带过了，没有多所着墨，未免令人失望。

　　2、在1948版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页41-47）中，胡绳对这种简单地主张「清政府只是像小媳妇一样伺候帝国主义婆婆」的观点，认为是「出发于单纯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物，是片面的，事实的真相是，在同治初期，外国对清政府的支持是真诚的，因为这等于支持了列强自身在中国的利益。言下之意，带着过浓的有色民族主义眼镜来解读历史，往往会导致对历史事实的误读误解。征诸历史，胡绳的论断是符合事实的。

　　3、全文是：计自和议既成之后，含酸忍痛，随事体察，虚心研究，固不以外国而震其虚名，亦不以外国而故为蔑视。（《海防档》，号153，页133，1863年3月6日。所谓和议，即指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两个不平等条约缔结后出现的短暂的中外和平相处的局面而言。于此可见，昔日一概「蔑视外国」为夷人的中华上国心态，已经松动不少。

　　4、满清的先人女真金人，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大举进兵中原，攻陷汴京，将徽宗、钦宗父子两人以及多达12000名的宫廷、宗室和京城妇女，作为战利品，押解到今天的北大荒一带。并焚毁宫殿，掠夺大量财物，其造成的灾难较之1860年的圆明园之火，有过之无不及。

　　这是金人对中原华夏河洛文明的无情摧残，并造成空前惨无人道的大劫难。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和岳飞的《满江红》，都是代表中原汉人对金人入侵中原，烧杀抢掠、国破家亡、山河破碎的苦难抒发的满腔激愤之情。

　　当然南宋高宗对这一段见祖宗不得人的屈辱历史，自然尽量掩饰，禁止私人修史，而传统史家又为「尊者讳」，极力回避。但残存的南宋人笔记中仍然可以找到不少有关这个屈辱历史事件的可信史料。由南宋人确庵、耐庵编定的《靖康稗史》就是一本被人长期忽略、极具史料价值的史书。该书辑录了当时尚存的七种笔记，其中《开封府状》、《南征录汇》、《青宫译语》、《呻吟语》、《宋俘记》五种笔记从不同角度记载了北宋都城陷落、宫廷宗室女性北迁及北迁后的情况，其内容可与《宋史》、《金史》互证，且能补正史之不足。

　　这里丝毫没有为英法军人所犯滔天罪行予以开脱之意，而是将这两次发生在同一地点的两宗犯有摧残人类文明的罪行，加以对比，以显示中国古老的农耕文明先后遭遇游牧文明、海洋文明摧残羞辱的生灭历史悲剧之异同，以启迪警示炎黄后人。

　　5、台港的史学界一般倾向于称之为「英法联军」，不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

　　6、侯外庐在其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的序言（页11）中指出：

　　由上述中国社会在鸦片战争以后在经济基础及其所决定的社会性质、阶级关系、社会主要矛盾、革命性质以及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种种巨大变化，充分说明，由1840年鸦片战争所揭幕的时代，是一个与前迥然不同的历史时代。在此以前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没有任何一次历史事件，能象鸦片战争这样，使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直到上层建筑包括思想文化领域，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由此可一见，只有1840年的鸦片战争，才是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转折点，才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马克思对中国面临的这个转折的大时代作了深刻的刻画并作了预言：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一一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集，页137）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所谓的「殊死的决斗」，完全不是中国传统的朝代小循环意义下的新旧朝代的决斗，而是文明大循环下古老中华农耕文明的陈腐世界同朝气蓬勃的西方工商业文明的现代社会的「殊死的决斗」！

　　7、龚自珍，《拟上今方言表》，《龚自珍全集》，页308。

　　8、龚自珍，《上大学士书》，《龚自珍全集》，页319 。

　　9、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也作塾议）第九》，《龚自珍全集》，页5-6。

　　10、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香港中华书局，1974，

　　页106。

　　11、龚自珍，《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定盦文集》，卷上，页6。

　　12、《己亥杂诗》，《龚自珍全集》的全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就本文而言，这首诗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他所处时代的极度不满，因此他以诗的激情，呼唤社会的全面大变革，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大革命，也就是后来李大钊所说的根本式的变革，大得该像惊天动地的春雷一样，才能激发九州大地的生气。这样的变革，需要相应的人才，所以他热情地呼唤天公，抖擞精神，涌现大变革所需的各式各样的人才。

　　诗人比喻的风雷，就本文而言，既指反帝反封的革命的风雷，更指西方帝国主义掀起的欧风美雨的风雷。难怪梁启超说，读其文，「若受电击然」（《清代学术概论》，页122-123）

　　所以，这首气势磅礴、激情浪漫的政论短诗，实际上，已经大致勾画出诗人世代此后惊涛骇浪般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轮廓，真可谓一诗成谶！

　　13、林到了广州自知对于国际形势隔膜，乃极力学习，用人编译当时在澳门出版的《澳门月报》，并指派洋商通事引水多人，四处探听，收集洋人洋商活动情报。当然见广泛收集有关英吉利的书籍。林通过这些渠道，了解西方的历史、地理、法制、鸦片生产、军事状况、时事政治，编译了《华事夷言》、《四洲志》、《各国律例》等书，所以说他是当时「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当之无愧的。

　　14、以林则徐为代表，一批同时代的有识之士，到1861年为止，先后写了22部有关世界历史地理的著作，除了以林则徐编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1844）之外，影响较大的还有汪文泰的《红毛英吉利考略》（1841）、杨炳南的《海路》（1842）、萧令裕的《英吉利记》（1842）、姚莹（1785-1852）的《康輶纪行》、徐继畲（1795-1873）的《瀛寰志略》（1848）等书、。

　　他们开始认识到西方不仅在军事方面「船坚炮利」远非其敌，而且在自然科学和工业机械及技术方面更是优于中国。姚莹的《康輶纪行》称：「欧罗巴入天文推算之密，工匠制作之技，实逾前古。」；「吾儒读书自负，向以中国记载，或且茫然，至于天文算学，几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訾然愧乎！」

　　其实，同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同时代也有不少卓有见识的士人感到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其中之佼佼者如包世臣（1775-1855）较早地洞察到英国对华的侵略企图，指出中国将面临严重的外部危机，其患之烈，较之明朝倭祸有过之无不及。他呼吁应及早采取防御措施，虽然「目前无事，正可苟安，一官如传舍？」可是，一旦英国对中国进行侵略，「轻犯祸始， 是则非世臣所敢知也。」「十数年后，虽求目前之苟安，而不可能，必以忧患贻君父。（《安吴四种》卷三十五）」

　　15、他不像龚自珍、魏源是个学者、思想家，他对海防的言论散见于他的奏稿和私人的信函中。

　　16、林则徐，《奏稿》，道光19年10月16日。

　　17、他曾从澳门和新加坡购买了葡萄牙和英国的大炮200多门，又辗转买到英国制造的装备有34门大炮的战船，组织有关人员对外国先进的大炮和战船进行观察和研究，收集和翻译了有关西法铸炮、打炮和制造战舰的图式资料。另外林则徐还多次向道光皇帝提议创办新式国防工业和建立一支新式海军，可惜没有被采纳，还被斥为「一片胡言」。

　　18、《林文正公政书·附呈谕夷原稿并夷禀二件》，乙集，《使粤奏稿》，卷一）；《答徐广缙问驭夷书》。

　　19、《林则徐致姚春木、王冬寿书》，《鸦片战争》，第2卷，页569；萧一山，《请代通史》（二），卷中，页991。

　　20、《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页8。

　　这里需要强调，虽然「船坚炮利」，威力巨大，但不能绝对化，这只

　　是战争物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面也即心的一方面，绝不能忽视。例如

　　林福祥在《平海心筹·论胜败形势（四）》中指出，「如三元里一战，

　　我义勇只死二十人，而夷兵已死二百余名，夷兵俱有火枪大炮，而乡

　　勇只用长棍短刀，又何尝见夷兵之可怕，又何尝见夷兵之利害，断无

　　可胜之法乎?」另吕贤基也根据事实指出，江苏等地人民「投竿而起」，

　　「手拈耰锄」，击败英兵的例证，据以证明「谓英夷船坚炮利，非内

　　地所能敌」纯属「虚张夷情」(吕贤基，《吕文节公奏疏·海防疏》)。

　　这些事例，是批驳船炮决胜论的有力论据，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例

　　如「胆壮、心齐」，反弱胜强，落后也能击败先进。这正是落后的近

　　代中国在抵御西方侵略中弱中求胜的斗争思维谋略，这也正是构成

　　《毛泽东兵法》精髓之之处。

　　21、李元度，《楚江三文忠传·林则徐传》：「此（英国）易与耳，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他潜心了解新疆历史，向新疆官员提醒保持边塞安全，撰就《俄罗斯国纪要一卷》。

　　22、是书内容至为庞杂丰富，包括歷史、地理、民族、宗教、民俗、藝術、曆法、政治、經濟、教育、文物、軍事、外交、交通、貿易、科技等，以致韦政通称之为中國第一部世界知識百科全書（韦政通，《中国十九世纪思想史》（上），页252）。但就体例而言，该书则是仿照中国传统的史地书的体例撰写的，例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的体例。书中重点辑录了兵防、赋税、水利三方面内容，但作者深感兵防之重要，十分重视研究各地兵要地理，所以书中对全国各地的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以及有关农民起义和其他社会动乱等方面资料，无不详细摘录。因此梁任公称此书为一本「政治地理学」或传统意义的史地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允为的论。

　　有鉴于此，《海国图志》也应作如是观，虽然书中重点论述了

　　海防。需强调者，魏源与时俱进，将顾炎武所用的中国语境的「天下」改为近代世界语境下的「海国」。但我们不能因为顾书着重地讲了兵事海防，而因此视之为一本兵书。毋庸置疑，《海国图志》的确含有可以称之为兵书的内容，例如《筹海篇》、《西洋器艺杂述》，但如上所述，整体上看占全书的比重不大。所以汪晖贸然在其成名作《中国现代思想之兴起》中将魏源的《海国图志》称之为一部兵书（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页629）是值得商榷的，因为不符合具有严格定义的兵书体例，例如中国《孙子兵法》的体例和西方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的体例。以此类推，汪晖将魏源著作中的《圣武记》(包括《道光洋艘征抚记》)、《元史大理传叙》、《关中形势论》、《王翦苻坚论》、《书金史完颜元宜完颜元宜传后》等史学著作均视为兵书，也同此病，应均视为政治（包括军事）地理学或传统的新版史地学的书。当然，还有进一步讨论商榷余地。

　　当时深受中国学术语境影响的日本学者也有此病，例如盐谷世弘的《翻刻(海国图志)序》（盐谷世弘：《宕阴存稿》，卷四)、南洋梯谦的《(海国图志)序》、吉田松阴的《西游日记》（《野山狱文稿》，页23) 等。汪晖可能受这些东洋学者的影响，而将《海国图志》定位为兵书。

　　总结而言，从书名和宗旨上看，魏源的《海国图志》中的《筹海篇》更应视为直接上承明末胡宗宪主编的《筹海图编》的余绪、精神和体例而作的。胡书顾名思义也是以海防为主旨，最早提出御近海、固海岸、严城守的海防战略理论，俨然是一本海防兵书，但其假想敌则是近邻的日本海寇，仅骚扰东南沿海，丝毫没有触动帝国的根本；更重要的是，完全没有近代世界的观念，它的海，只是中国沿海的海域，而魏源的《海国图志》的海，则是涵盖整个近代的世界；其假想敌不再限于近邻的岛国日本，而是万里之外的西洋各国；这些国家不但寇扰东南沿海，还波及北部海疆，触动了帝国的京畿根本，更进而撼动了悠久的中华农耕文明。这一鲜明的对比，可以显示中国的海防到了清朝中叶发生了多么急剧的革命性变化。

　　但必须强调，本文只是一篇专论，其主旨不在论述中国近代海防思想，而是在论述中英首次合作建设中国近代的第一支舰队。之所以引述魏源的海防思想，只是为了表明中国近代海防海军建设是在这种思想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至于《海国图志》是否是一部兵书，本文只是提出一些学者的不同看法，以此表明还有商榷余地，而非意在由此引起一场争论。

　　23、主要记述起自康熙直至道光朝鸦片战争为止历朝安邦定国之武功史，以彰显清朝之国威。对于屈辱之鸦片战争史，是「圣武」史的污点，所以记述这段历史文稿的刊印过程颇为曲折。魏源最初成稿时题名《夷艘征抚记》，言词激烈锋利，抨击当道，不留余地，所以恐以文字招祸，只有未署名的抄本流传。道光26年（1846）魏源三订的《圣武记》书目中，卷十目录下本印有《道光夷艘征抚记》，也因避祸而有目缺文。光绪4年（1878）上海《申报》根据该抄本改题为《道光洋艘征抚记》补入魏源1846年三订的版本卷十内刊印出版。2011年岳麓书社刊印之版本，由李瑚根据较早之抄本《夷艘寇海记》校点，作为附录附于书后。

　　24、魏源，《海国图志后序》,1852年作，《海国图志》（文贤阁1898年石印本），卷首页3。

　　25、魏源，《西洋人玛吉士地理备考叙》，《海国图志》，卷76，页5。

　　26、同上。

　　27、《海国图志·原叙》，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67。

　　28、同上，页99。

　　29、同上，页100。

　　30、同上，页100。

　　31、冯友兰，《魏源底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页16。即使衡诸漫长的中国历史，魏源师夷之主张也是破天荒之举，因为在他之前只有两次，一次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向胡人学习骑射的长技；另一次是唐初的玄奘师夷之长教（佛教），而且是甘冒违反政府禁令之罪，冒险偷出国境到印度去取经的，纯属个人行为。

　　32、王家俭，《魏源对西方的认识及其海防思想》，大立出版社，台北，1984，页38。

　　33、魏源，《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叙》，《海国图志》，页369。

　　34、《古微堂外集·筹漕篇》，卷7。

　　35、《古微堂外集·筹鹾篇》，卷7。

　　36、魏源，《海国图志》，李巨澜评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页103。

　　37、同上，同页。

　　38、同上，页346、

　　39、同上，页347。

　　40、同上，页348。

　　41、同上，页345。

　　42、同上，《海国图志原叙》，页67-68 。

　　43、鸦片战争的炮火的确使满清的统治者饱受惊骇，清醒了一阵，但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认为是缔结了「万年和约」（黄恩彤，《抚远纪略》，《鸦片战争》第5册第418页），朝野上下的中国人又继续酣睡如梦，坐享太平盛世。正如《软尘私议》所载：「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喜，大有雨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 俨有诗书偶语之禁。」（不著撰人，《软尘私议》，《鸦片战争》第5册，页529）。 这正是魏源忧心的寐症！

　　44、冯友兰，《魏源底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文集》，页16。

　　咸同鸦片战争世代（1850-1870）

　　必须再次强调，如上所述，这个时代的主要矛盾已暂时（咸同之交，1860-1864）从前一个时代的华夷或夷夏对抗，转向国内的阶级矛盾，太平军的农民革命，所以基调也随之从「制夷」转为「平逆」。所以这个世代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当然也深深烙下他们时代的印记。

　　魏源所谓的去寐，首先去寐的应当是握有实权的中央决策者和处于海防第一线的地方疆吏。可以肯定，上述道咸世代的启蒙思想家，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的洋务思想必然会对他的后辈咸同世代的恭亲王、文祥、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的明于理有所启发，但程度之深浅却因人而异。

　　总理衙门大臣们（恭亲王、文祥、宝鋆、桂良等）于同治初年1861年7月对于他们所处的多事之秋时代事理的认识是这样的水平：

　　粤逆起事以来，蔓延七八省，滋扰十数年，推原其始，由于道光年间，沿海不靖，其时遣散之潮勇，从逆之汉奸，窥见国家兵力不足，遂勾結煽惑，乘间抵隙，一发而不可骤制。迨用兵既久，财用既匮，外国從而生心，得步进步，要求无已。

　　是粤匪之患，萌于外国，而今日外国之张，又乘乎匪患。其事若不相属，而其害则实相因。（1）

　　也就是说，在大清柄国重臣也即决策精英的眼里，事理的逻辑是外患促成内忧，内忧加重外患，造成难以遏制的恶性循环。质言之，其清醒的程度只触及军事和外交层面问题，完全没有触及引发内忧外患的满洲统治集团自身腐败无能的根本问题。

　　1863年初总署在给曾国藩的信函里，认识到西洋穷兵黩武，其长技在器：

　　泰西西各国，以杀戮为耕作，其制器也不惜工本，不惜心力，精益求精，每一器出，各相仿效，所以均能自固藩篱。即前日少荃（李鸿章号）中丞（1862年实授江苏巡抚，（2））复，亦谓西人兵法尚属寻常，而制器獨有可法。汽輪虽於河内略形笨重，而乘风破浪，实开前人未有之奇。（3）

　　曾国藩(两江总督、钦差大臣，1862年受命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提出「师夷智」，比魏源的「师夷技」进了一步：

　　「师夷智以造船炮，尤可期永远之利」(4)。「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5)

　　中国「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6）

　　必须强调，曾国藩作为负责平逆的军事统帅，居然对师夷以平逆，只字不提，却一再突出他的前辈龚、林、魏师提出的师夷制夷的基调。于此可见他「师夷」思想的前瞻性，预见性，已经超出暂时的「平逆」但目的了。

　　胡林翼（1811-1861，时任湖北巡抚）（应在他去世的1862年9月前几个月）：

　　阎丹初（阎敬敏）尚书（户部）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7）

　　与曾国藩齐名、颇受时人士林推崇的胡林翼，是中兴名臣之一，关心洋务理所当然，但却自知对洋务所知有限；对于深不可测的西方科技成就，不得其门而入，甚为忧心，以致病情加重。他的所谓「此非吾辈所能知也」，绝不是冯友兰所谓的「昏庸无知」，也不是魏源所谓的「寐病」，而是儒家轻视科技、漠视「格致（科学）之理」以致造成华夏农耕文明落后的直接结果。

　　李鸿章，先后任江苏巡抚和直隶总督，身处平定太平天国军事行动、办理洋务第一线，在中西两大文明猛烈的碰撞中，首当其冲，因此对洋务海防和时局之理的认识，已经初步能从文明碰撞的高度，进行更为深入，更为现实的探索考察，颇有异于其前辈林、龚、魏的创意新意，例如：

　　1、他对所处时代在中国史上的定位：他将他所处之时代称之为国史上亘古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未有之强敌：

　　臣竊惟歐洲諸國，百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國，闖入邊界腹地，凡前史所未載，亙古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與立約通商，以牢籠之，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于中國，此三千餘年一大變局也。（8）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强弱形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麕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託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9）

　　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礮彈所到無所不摧；水陸關险不足限制：又為千年來未有之强敌。（10）……

　　2、西洋各国来华意在通商谋利，并无领土野心：

　　虽然道咸一代认识到，西人来华，主要在谋取商业利益，并不在于直接占领土地，但由于李鸿章地利之便，经常同西人交涉来往，更亲身体会到西人来华通商谋利的强烈动机。（11）但李鸿章同时亦认为，「若辈贪利狡猾，究其国之君臣未有占我土地之意，仍视我兵将之强弱为向背。」（12）「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13）

　　3、应对之策：提出「自强」、「师」、「利」、「变」等概念。在外敌压境的情况下，李鸿章较为清醒地认识到，敌我之间的较量，往往表现为武器和实力上的较量：

　　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14）；

　　（俄国、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以英法相为雄长。（15）

　　若我果通其法，愈学愈精，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16）

　　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有裨民生日用品，原不专为军火所设。（17）；

　　臣惟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先富在民，而国本乃可益固。（18）；

　　欲求自强，首先求富，广开煤铁等利源，则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19）

　　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为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绝而不悔。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20）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21）

　　于此可见，李鸿章就明于理、迫于势而言，都切中要害，问题是一道实行实践的领域就大打折扣，事与愿违，这固然由于他个人的局限性、时代的局限性，阶级的局限性，但更深刻的是，就本文的题旨而言，由于根深蒂固的农耕文明的局限性；当然，这也是当时中国所以阶级包括农民革命的太平天国的领导阶层。

　　曾国荃（留办金陵军务浙江巡抚）：

　　举沙俄彼得大帝师法西欧崛起之例，以史为证，明由弱变强之理：

　　见泰西所刊记事之书云，俄国本在陆地，惟南境濒临黑海。昔年以无轮船之故，口岸要隘多为英佛(法)各国占据。其先汗有名比达者，幼而英武，愤敌之逼，思所以御之。当其为太子时，微服至佛国船厂，佣工数载，尽得其诀。归则仿而为之，巧与相埒。此俄国轮船之始。厥后国势日强，南向以争黑海，与各国连兵，至今未息。欧洲莫不惮其强盛。观其深心大力，有志竟成，收效之速，有如此者。……。(22)

　　曾国荃同他的前辈魏源和同僚李鸿章一样，也敏锐地看到俄罗斯农耕文明在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碰撞时，成功地回应挑战，迅速崛起成为欧洲强国，促使他也力主师法引进外国长技：

　　今当海氛甫靖之际，倘能鼓励中华才力聪明之士，困心衡虑，师外国之长技，即可以制寇之凭陵，安见彼轮船之切于时用，不资我因利乘便之政乎?……(23)

　　以上所举之例，均为位高权重或手握重兵之文臣武将。现在再列举一名人微言轻的文臣小京官詹事殷兆镛对洋务的看法。殷兆镛将中国与西欧相比较，强调知己知彼之重要，并探究盛衰原因，也是明于理之一途：

　　据英人地理志云：大清幅员，八倍于俄，十倍于美，百倍于法，二百倍于英。所患日久相习，利权尽归外洋……,彼四大国或相吞灭，强者愈强，我弱如故，而谓狼子必无野心，实难深信。………。臣谓筹防事非一端，不外抚驭得体，整军经武，益求船坚炮利，尤在溥知洋情。(24)

　　于此可见，他并不寐或昧于时局时务。他的言下之意，就是中国疆域如此辽阔，而英、法两国的疆域如此狭小，实在不甘挨打受辱;当然也令他感到十分困惑的是，为何一个版图狭小的岛国竟然能够崛起而成为一个叱诧风云、呼风唤雨的强国，其「理」安在?但他这一代人，由于时代和文明内在的严重局限性，当然看不到支撑炮舰后面深层之理，也即科学、技术、思想、制度等更深一层的奥秘。

　　注释

　　1、《海防档》，号5，页6, 1861年7月4日。

　　2、鸿章时任江苏巡抚，清朝巡抚多有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頭銜，副都御史俗稱御史中丞，故习称巡抚为中丞。

　　3、《海防档》，号153，页133，1863年2月7日。

　　4、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奏稿（二）》，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5、《海防档》，号19，页20，1861年9月11日。

　　6、见《曾国藩全集·日记》（二），第748页。1862年6月3日。

　　7、薛福成，《庸安笔记》，页16-17。

　　8、《李文忠公（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2．页3。

　　9、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筹议海防摺》，卷24，《》，页11，1874年12月10日。

　　10、同上，同页。

　　11、《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页17。参见上篇前提示性假设的注释（13）

　　12、《李文忠公（鸿章）全集·朋僚函稿》，卷3．页34。

　　13、同上，页13。

　　14、《李集·奏稿》，卷24．页12。其实，早在1840年时魏源就已看到机器造福民生的潜力：「机房织造， 不用手足，其机动以火烟，代以人力；以羊毛与棉花纺成洋布、大呢、羽毛，皆自然敏速。」「有火轮、航船可驶海，不待风水，又造辘路，用火车来往，一时可行 百有八十里。」「农器便利，不用耒耜，灌水皆以机器，有如骤雨。（魏源：《海国图志》卷51，卷59）」

　　相比之下，因此感到中国不仅要在海防上要师夷之长技（坚船利炮），而且还要在民生方面也要引进西方的民用工业机器和技术，如「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水、自转碓、千斤秤之属」（魏源：《筹海篇》，《魏源集》下册，页873），于此可见，视野已经转向坚船利炮之外的工商业领域了。

　　15、《李集·朋僚函稿》，卷3．页17。

　　16、《李集·奏稿》，卷17．页45。

　　17、《李集·奏稿》，卷19．页45。

　　18、同上，卷9，页34-35.

　　19、同上，卷43，页45-44.

　　20、同上，卷39，页28.

　　21、同上，卷25，页23。

　　22、《海防档》，号257，页250-251，1863年10月10日。

　　23、同上。

　　24、《同治朝夷务始末》，卷5-6，页32。

　　2、迫于势：

　　势者，就本文而言，有三层意思，一是四个自然力和四个社会力形成的综合力量，隐而待发的势头(1）；就军事层面而言，则是指兵器、兵制和军队素质，形成的战斗力的势头；更具体而言，则是特指海战的利器坚船利炮，也即当时清朝的皇帝、中枢重臣和封疆大吏，对此利器的看法。迫于势，是指兵器、军事力量形成的势头、气势逼人，必须尽快采取相应的对策，迟则生祸。

　　道光鸦片战争世代（1820-1850）

　　道光皇帝本人对海防的认识和战败后的反思：

　　逆夷犯顺以来，恃其船坚炮利，横行海上，荼毒生灵。总因内地师船，小大悬殊，不能相敌。是以朕屡降谕旨，饬令将军督抚但为陆守之计，勿与海上交锋，两载以来，迄无成效。推原其故，由于无巨舰水师，与之接战，其来不可拒，而其去不能追。故一切夹攻理伏抄前袭后之法，皆不能用，以致沿海州县，屡经失挫。七省防 边，劳师糜饷，之愤恨。因思逆夷所恃者，中国战船，不能远涉外洋与之交战，是以肆行无忌。(2)

　　道光所谓「其来不可拒，其去不可追」，此即西方近代兵轮形成之兵势，势不可拒，势不可追，不禁让人联想到胡人的铁骑不也是有如此的声势么！所以在签订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的《南京条约》前夕，道光皇帝痛定思痛，认为战争失败的原因固然非止一端，但最突出直接的原因在于敌我双方海军兵器相差悬殊，造成这种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放在客观的历史条件下回头来看，道光的认识是痛切的，是深刻的，但也只达到当时船坚炮利的长技认识水平上。质言之，道光的问题基本上既不是魏源所谓的寐，也不是冯友兰所谓的昧，而是病了；追本溯源，是害的文明病，是农耕文明在面临海洋文明的严峻挑战之后而新得的病。这个病，十分蹊跷，用尽了胡汉两家的祖传秘方，均无起色，以致群医束手，原来治疗的药方不在境内，竟在域外！

　　林则徐（钦差大臣、两广总督）：

　　彼之大礮，遠及十里內外，若我礮不能及彼，彼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放礮如內地之放排槍，連聲不斷。我放一礮後，須輾轉移時再放一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無他深巧耳。不此之務，即遠调百萬貔貅，恐祇供臨敵之一哄。況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師始能尾追，岸兵能頃刻移動否?蓋內地將弁兵丁雖不乏久歷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見面而接仗者，未之前聞。余嘗謂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膽壯、心齊而已。第一要大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講，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3）

　　琦善(1786年－1854，时任钦差大臣、署理两广总督)

　　英国炮舰，「叉各設有大酸，約重七八千斤。炮位之下，設有石磨盤，中具機軸，祇須轉移磨盤，炮即隨其所向。」；「火燄船……內外具有風輪，中設火池，火乘風起，煙氣上熏，輪盤即激水自轉，無風無潮，順水逆水，皆能飛渡。」「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夷游奕，长江又所在可通，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4）

　　由上可见，对于英国的坚船利炮形成的压倒性兵势，道光皇帝、林则徐和琦善都清楚地看到了，但做出的反应却截然不同，林则徐作为汉人的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在鸦片战争中坚定地抗拒英人的侵略，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指导思想下，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5）的忠义精神，知难而上，加强海防，购买船炮，整饬军纪，并动员民众，给予英人沉重的打击，令侵略者也私下夸赞他为中国的一名「好总督」（6）。然而，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同样作为钦差大臣和两广总督的满洲亲贵琦善，却反其道而行之，眼里只看到英人的坚船利炮，慑于英人兵威，为夷所制，借口难以制胜，畏敌怯敌，敷衍塞责，一味退让，割地赔款，名为「抚夷」，实则乞和投降。然而这样一个毫无骨气的疆臣大吏，竟被尊为中国自由主义史学家的代表、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胡适校友的蒋廷黻，高度推崇为中国近代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外交家，对于洋务时局的真知灼见远远走在时代的前头，非林则徐可比。（7）公道自在人心，公正持平的元老清史大家萧一山，对林则徐在鸦片战争中的抗英正义言行多有美言，间接有力地驳斥了蒋廷黻的谬论，值得肯定。（8）

　　革命范式的米兰的足球俱乐部史学大家范文澜和中国近代史权威胡绳等，撇开林的阶级立场而持同蒋廷黻截然相反的观点，正面评价林在鸦片战争中所起之积极作用。其主要论点有四（9）：一是林的民族主义精神，在民族战争的大是大非面前，顽强坚持反对侵略者的立场；二是发动民众，抵抗外侮；三是纯就军事斗争的兵势层面而言，虽然侵略者船坚炮利，中国的军备落后，但也不等于说英军就占不可战胜的「绝对优势」、「必不能作有效抵抗」，因为英军也有致命的弱点，例如距离本国遥远，兵源、后勤补给困难、人地生疏等不利因素，如果运用得法，未尝不可扭转战局。此外，范老还从兵器方面有力地反驳说，当时作战的兵船还是帆船，而非火轮船（只用于通信运输），大炮威力确非中国土炮所能及，但林则徐以夷长技制夷，购船买炮，可以抵抗。英人虽可封锁沿海海口，但中国是自给自足、闭关自守的农立国，损害微不足道，甚至使远道而来的侵略者反受其害。如果再能适当灵活地利用西人在华利益矛盾，以夷制夷，更能是有效地牵制压制英人在华的野心。四是突出鸦片战争期间粤闽苏浙沿海各省人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特别是广东三元里的抗英斗争，揭开了中国近代中国人民反帝革命斗争的序幕，范老敏锐地预言说：「这种斗争，不管它是原始的，规模不大的，意识模糊的，方法陈旧的，甚至有时带些野蛮气味的，但必须承认它是民族民众革命的开始，也必须承认它有无限的前途」（10）范老为林则徐辩护的论点，基本上确立了近现代中国史的革命范式主线基调，胡绳等的论点大同小异，没有越出范老的范围。（11）

　　总结而言，按照革命范式解读林的历史功罪，马克思主史家义一致许之为爱国英雄、甚至是民族英雄，为后世景仰效法的反帝楷模。（12）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其间高高在上、主掌全局的道光皇帝的言行。基本上他是一个全无深谋远虑，昧于世局夷情，面对英人逼人的兵势，战和不定，进退失据，重满抑汉、赏罚不明的「有守成之心、无守成之才」的君主；闻胜则喜，闻败则怒，前有遣戍林则徐于新疆，后又免除琦善的斩监候之罪，赋予封疆重任，是为明证。（13）当然广州人民特别是三元里人民面对英国侵略者的战争暴行，不畏强敌，奋起反抗，予侵略者严重打击，以致流传「老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的民谣，（14）同上层的颟顸腐败的统治者适成鲜明的对比！诚如胡绳所言，「三元里的斗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第一次显示了只有在广大人民中，存在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力量。」；（15）换言之，三元里人民的反帝斗争播下了中国近现代人民革命的种子，兆示反帝的广大人民势将成为后来毛泽东人民战争力量的无尽源泉。（16）

　　以上所述当时的中国人，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对英人的兵势-- 就本文题旨而言，也即面对中西两大文明的激烈碰撞时--作出的四种应对，形成了此后百年来中国人回应外国侵略、力图振作的几种基本模式或范式。（17）

　　咸同鸦片战争世代（1850-1870）

　　这一世代相距上一个世代林、龚、魏只不过二十年左右，可以想象，显然会受到他们的前辈有关海防的言论思想的启蒙影响。所以本节只是摘录其中较有代表性或有创意新意的海防言论思想。

　　首先是主持海防的总署大臣恭亲王奕䜣、文祥

　　到了1856-60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总署大臣恭王、文祥已经感到中外海军实力对比较之第一次鸦片战争，更是有所不逮，更觉得形势日形急迫，已不仅限于兵势，更扩大而至其他科技领域：

　　…至河面水师，及备赴山东江南各红单船，与之交仗，曾不转瞬，即被轮船焚毁殆尽。……因外国之所长，随时讲习，上固可求制胜之法，次亦可效其制作之工。（18）

　　曾国藩：

　　第二次鸦片战争特别是圆明园之火让曾国藩思想感情受到莫大震撼冲击，深感：

　　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罕于所见。 (19)

　　胡林翼（（1812－1861年，湖北巡抚）：

　　楚军之围安庆也，文忠曾往视师。策马登龙山，瞻眄形势，喜曰：此处俯视安庆，如在釜底。贼虽强，不足平也。既复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文忠前已得疾，至是益笃。不数月，薨于军中。盖粤贼必灭，文忠已有成算。（20）及见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得矣！阎丹初（阎敬敏）尚书(户部)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噫！世变无穷，外患方棘，惟其虑之者深，故其视之益难，而不敢以轻心掉之。此文忠之所以为文忠也。（21）

　　上述引文中的「盖粤贼必灭，文忠已有成算」，「此非吾辈所能知也」，二句特别值得注意，因为足证太平军已不足以危及清朝统治，夷祸才是对清朝命运构成方兴未艾而又无法防止的长久威胁，是以令胡林翼发出「洋人之势方炽，则膏肓之症，着手为难，虽欲不忧而不得矣」的千古浩叹！（22）

　　李鸿章（江苏巡抚）：

　　李鸿章身处海防第一线，切身感到中国虽拥有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远道而来的洋兵的四万万民众，但近代文明所带来的科学技术，已使战争的武器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势难抗拒。

　　兵器落后，败势已成，不得不受制于西人

　　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23）

　　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不能敌彼后门进子之来福枪炮，向用之帆蓬不敌彼轮机飞驶之军船，用之帆建舟楫，不敌船巨舰，是以不得不受制于西人。（24）

　　西人專恃其槍炮輪船之精利，故能橫行于中土，中國向用之器械，不敵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驅逐出境，固虛妄之論，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無具而能保守之也。………，臣愚以為國家諸費皆可省，惟養兵設防、練習槍炮、製造兵輪之費萬不可省。求省費則必摒除一切，國無興立，終不得強矣。（25）

　　李鸿章于1974年时对洋务的认识已经超出轮船，移至其他技术领域：

　　电报輪船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礮彈所到無所不摧；水陸關险不足限制：又為千年來未有之强敌。……（26）；

　　唯军实以简器为先……，有兵而无器，与无兵同。（27）

　　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毂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短长，无以扼其气焰，吁衡当时兵将，靖内患或有余，御外侮则不足，若不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仍循数百年绿营相沿旧规，厝火积薪，可危实甚。（28）

　　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之弓矛小枪，不能敌彼后门进子之来福枪炮，向用之帆蓬不敌彼轮机飞驶之军船，用之帆建舟楫，不敌船巨舰，是以不得不受制于西人。」（29）

　　一国法度当随时势为变迁。（30）

　　于此可见，李鸿章清醒地认识到，既然长矛短铳不能与洋枪大炮敌（长矛舢板不能与铁甲利炮比），舢板骡车不能与轮船火车比，手工业小农经济不能与机器大工业比，就应该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落后之劣势，欧美国家先进的优势，就得去旧图新，变数千年祖宗之成法，挽回颓势。

　　曾国荃（留办金陵军务浙江巡抚）：

　　西洋轮船，自興造以来，至今不过百数十年，制度精巧。用水火之力，奔腾鼓荡，日行千余里，从印度至粤不过数日，各国赖以觇货之盈绌。按兵事之利钝，虽渺隔重洋，无不旬日周知。惟其见闻最速，诸事皆得先为之备，故其获利尤溥。西人兵力财赋，横绝一时，实由于此。

　　其兵轮制造尤坚，首尾皆锐，裹以厚铁，战斗折冲，其行如风，他船不能与之争疾。兵交之际，鼓起火力，直冲无前，所当之处，无坚不破………, 洵海中第一利器也。(31)

　　曾国荃之学养见识远不及其兄曾国藩，但因其手握重兵，身负攻克天京、剿灭太平军之重任，所以其对洋务的认识水平也值得重视。

　　综上可见，清朝上至中央总署大臣下至沿海地方督抚，都清醒地认识到西洋坚甲利兵之兵势可畏，势之所迫，除师其智、师其技、师其法，组建一支近代化舰队之外，别无良策。但是知易行难，要真的实行起来，却非易事。所以纵令明于理，迫于势，但理可能流域纸上谈兵，而势又是无形的潜在威胁，如果没有碰到攸关存亡的紧急军情，为军事所逼，还是难于付诸行动。1861年左右，迎来了这一时机，使购买船炮的倡议，组建一支近代海军的梦，水到渠成，成为可能。

　　注释

　　1、《孙子兵法》特列一章，「势篇第五」，其中有云：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又云：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奔泻的激流，滚动的圆石，形成的力的势头，就是本文势的意思。英文的momentun, potential，propensity的意思庶几近之。参阅Francois Jullien, Propensity of Things—Toward a History of Efficacy in China, 中译本卓立译，《势—中国的效力观》，北大出版社，2009。这位法国作者对「势」在中国的哲学和军事方面的意涵作了全面深入的论述，很值得参考。

　　2、《清道光朝实录》，卷375;《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四)，第2092页。

　　3、林则徐，《遣戊途中致友人書》；另见萧一山，《请代通史》，卷中，页991。

　　4、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载于其论文集《中国近代史论集》，页52。

　　5、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

　　6、伊里布遣家人张喜前赴海上，假称犒师，请还定海，首贺以林则徐、邓廷桢去职之事。伯麦摇首曰：「林公自是中国好总督，有血性、有才气，但不悉外国情形耳。断鸦片烟可，断贸易不可，贸易断则我国无以为生，不得不全力以争通商，岂为仇总督而来耶？」（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上，《圣武记》卷十，页463；王之春，《海防纪略》（二）。

　　7、林则徐看到了英人坚船利炮的兵势，琦善也看到了英人坚船利炮的兵势，但后世学者们对两人对同一兵势的言行，却有截然不同的评论。蒋廷黻外持学术中立，内存对外国畏战惧战的软弱心态，认为时人和后世史家误以為林則徐是百戰百勝的主帥，所以英人畏之，故必去林而後得逞其志。所以他针对魏源的「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後可，必當軸秉鈞皆林公而後可」的主张，反驳說，纵令「沿海守臣」、「當軸秉钧」、全國文武官吏盡是林則徐，中國亦不能與英國對敵，乞和（是指是投降）是唯一的出路。總的来說，蒋认为，致敗的原由不在琦善的主和，而在當時中國之戰闘力遠不及英國。所以他要替琦善被后世骂为卖国贼叫屈平反，說他知道中國不能戰，故努力於外交，所以主和不是他的罪，反而應該承認這是他的超人處。（参见蒋廷黻，《琦善与鸦片战争》，载于其论文集《中国近代史论集》，页52）。

　　8、开明的保守范式代表萧一山，针对蒋扬琦贬林的论点，反驳如下：其一、琦善的立脚點，根本與林文忠不同。虽然琦善看到了英人的「船堅礮利」的威力，中國老旧不堪的军备难以抗衡，而且任軍事者「率皆文臣，筆下雖佳，武備未諳」，所以不能战，战则必败。林则徐对中国師船之陈旧落伍，英人之船坚炮利，亦知之甚明，在奏疏中屡言之，也料到『與其交鋒於海洋，未必即有把握』，所以足证林絲毫没有驕虛自大之氣，因此在这点上林的識见不能说不如琦善；（萧一山，《请代通史》，卷中，页992）其二、林則徐面对强敌，谋划制胜之三策：調夷之仇國以攻夷，師夷之長技，造船購礮以制敵；嚴防海口，總不與之接仗以耗夷；斷其接济以困夷。所以萧认为较之琦善、耆英、伊里布等主和派畏敵如虎（王廷蘭，《致曾望顏書》），「寧不略勝一籌?」至于徐临危受命，抱「苟利國家生死以，敢因禍福避趨之?」「餘生豈惜投豺虎，羣策當思制犬羊」（見《雲左山房詩鈔》）以赴国难之忠义爱国精神，岂不更是令但思「急則治標」、「暫示羈糜」、以為「交鋒實無把握」、「惟有趕緊料理」之琦善、耆英之流，自愧不如，更令后人景仰敬佩！

　　林则徐去世后，咸丰帝謐曰「文忠」，悼祭之文有云：「荷中禁嗚駒之寵，宣巖疆遠馭之威，雖控制偶疏，難辭薄罰，而宣防永固，用贊成功！」。左宗棠輓林则徐聯云：「附公者不皆君子，間公者必皆小人，憂國如家，二百餘年遺直在！」，可见林之功罪已有定论。

　　9、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页60-74。

　　10、同上，页67。

　　11、革命范式的另一个代表史家胡绳，严厉抨击清朝主和派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心态说，「琦善本人以及耆英、伊里布等一心一意宣传敌人的力量强大，曲意求和的大员们，何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汉奸？这种戴花翎的汉奸，使中国丧失抵抗外来侵略的能力，在战争中实行失败主义、投降主义；他们的危害是那一些为 敌军指引路径、刺探消息的小汉奸所无法比拟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页50）这也是间接对改革派（有别于改革开放的改革，邓小平的改革，性质上衍生于革命范式）衍生的西化自由派范式代表史家蒋廷黻之流，丧失民族主义立场的中国自由主义立场的严正驳斥。

　　12、胡思庸，《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如果说，在祖国历史上曾经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作过奋斗和牺牲的人们值得我们尊重；如果说，曾经对社会生产力的推动作过若干努力和贡献的人值得我们尊重那末，让我们对林则徐—这位清朝时代伟大的爱国者和政治家，一表景仰的心情吧。」（《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上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79年。页202）；「林则徐，他不仅是一个爱国者，而且还是中国近代维新运动的第一个先驱者。」（同上，页198）；「我们纪念他，因为他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在资本主义侵略者面前他表现了中华民族高贵不屈的意志和力量；这种高贵的爱国心不仅仅表现在鸦片战争中，而且贯穿了他整个的一生。」（同上，页205）

　　13、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页64-66；萧一山，《请代通史》，卷中，页989。

　　14、苑书义、胡思庸、乔志强、赵矢元等定稿，《中国近代史新编》，上册，第一章第二节（胡思庸作），页107。

　　15、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页55。

　　16、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页78。

　　17、本文基本上采取范文澜的革命范式的立场和观点，因此也必然碰到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一方面要抗拒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另方面要从师法学习西方，引进帝国主义的长技、长法、长智，摆脱中国的国家和文明的落后状态，进行近代化，也即本文所谓的中西文明碰撞所引起的一系列的挑战。这也是中国各阶级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历史证明，其他阶级都失败了，只有依靠人民力量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诚如范老所言，人民革命的过程「特别曲折和艰苦」（同上，页78），经过了一百多年反复曲折的斗争，失败再失败，屡败屡斗，才终于解决了上述的基本矛盾：既维护了民族的独立尊严，又实现了国家和文明的近代化现代化。

　　当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写的历史，范老的革命范式论证，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社会科学前沿学科的最新发展，也有需要或可以与时俱进的地方；质言之，中国历史已经从范老的革命时代进入改革开放的时代，从人尽可欺的弱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强国，从孤处东亚而走进融入世界，所以也应当顺应时势放眼世界，对革命范式的奠基者范老、侯老（外庐）等前辈的革命范式，进行相应的修订、补充、完善。本文开头引述习近平访问英国时开启中英的黄金时代，正是此意。详见下文。

　　18、《海防档》，号153，页133, 1863年3月6日。

　　19、《海防档》，号19，页19，1861年9月11日。

　　20、咸同之交，有识之士，不是怕不能平定太平军，1861年9月5日，曾国荃克安庆，太平军全军覆灭，更是认为太平军大势已去，败亡只是迟早的事。但有识之士深忧《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城下之盟后，西人在华之势更炽，引以为膏肓之症，欲治乏术。胡林翼之忧，就是典型的例子。

　　21、薛福成，《庸安笔记》，页56。

　　22、在湘军集团中，胡林翼绝对是个无可替代的人物，他既是湘军大佬，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帅，文武兼备，懂经济，擅理政，与曾国藩、左宗棠被史学家称为大清「中兴三名臣」，或「曾胡」并称。在晚清，时人都认为胡林翼的治行才望在曾国藩、左宗棠之上。曾国藩自己也曾在奏议中称赞「润芝（胡林翼号）才力过国藩十倍」。曾国藩还说胡林翼之功在于「变风气为第一，而荡平疆土二千里次之」。李鸿章晚年，与人谈旧事，常挂在口边的是「先师曾文正公」与「前辈胡文忠公」（胡林翼谥文忠）。清人唐文治在《胡文忠公语录序》中赞胡林翼曰：「此其量，江海之量；此其心，江海之心也。」曾任御史的晚清名士慈铭说胡林翼「老谋深识，烛照不遗，固中兴第一流人」，曾撰著《湘军志》的晚清大学者王闿运说「中兴之业，实基自胡」。《清史稿·胡林翼传》评之为「干济冠时」，可见其历史地位，之识见广为士林推重。

　　胡林翼字润之，毛泽东的字也是润之（芝），可见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对其乡前辈之尊敬、仰慕、神往了！

　　23、《李集·译署函稿》，卷4．页30；卷2、页33；卷2，页33～34；卷1，页 3～4；卷6，页4～5；卷3，页6；卷4，页31。

　　24、《李集》．《奏稿》．卷19．页61～62。

　　25、《李集·朋僚函 稿》，卷2，页3。1872年6月20日。

　　26、《李集·奏稿·筹议海防摺》，卷24，页11，1874年12月10日。

　　27、《李集·朋僚函稿》，卷22．页15，1874年12月10日。

　　28、同上，卷5．页34，1874年12月10日。

　　29、《李集·奏稿》．卷19．页61～62。

　　30、《清代四名人家书》。页144。

　　31、《海防档》，号257，页250。

　　3、逼于事：

　　这个时机就是，清廷不但久攻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不下，而且太平军将领李秀成等于1861年底接连攻占江浙沿海的宁波、杭州、嘉定等财富重地，兵锋直指华洋杂处的上海，形势万分危急，再没有时间允许高谈阔论纸上谈兵的空论了，到了非采取断然措施挽救危局的紧急时刻了。

　　总理衙门：

　　购买舰炮，以图自强：外忧内患，至今已极，譬诸木腐虫生，善治者必先培养根本，根本固而蟊贼自清。臣等办理外国之事，不过治其枝叶，而蟊贼未能尽去，非拔本塞源之方也。是以上年曾奏请饬下曾国藩等，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外人也。(1)……

　　兵贵神速，不容迟缓，古人所称，得策即行，诚以时不可再，若即今速购船炮，则约计明年4月可到齐，倘失此不图，贼势难逆料，即英法之笼络，亦恐无以善其后矣。(2)…

　　臣文祥曾记上年5月间，曾国藩奏陈攻取苏常金陵，非有三只水师，不能得力，虽不能悉行记忆，而其一则有由江北造船保护里下河以取金陵之说，但造船必先设船厂，购料兴工，已非一年余不成，自不如火轮船剿办，更为得力。(3)

　　总税务司英人赫德：

　　攻取金陵，所用之人船器械，自明年(1863)4月起，可以陆续到来，即可认真习练，约计一年之期，俟13年(咸丰13年，1863年3月内，即可将此项兵丁全数载入火轮船，前往长江，六日之内，可到南京。步军由山路攻打，轮船由水路轰击，尽力竭力，两路加攻，一日之内，可保成功。南京收回，四外各贼，无难全败。贼一败，百姓即可乐业，各省渐次肃清，而国家大定矣!……(4)

　　此事在今年赶办，尚属可行，若迟至明年，即恐不能办理。上海一城，贼匪窥伺已久，所以未能占据者，因英法有兵之故，万一明年两国之兵一退，贼匪必乘机占据上海，即可得上海税银，即可制买外国轮船枪炮器械等件，是以中国可以制贼之法，贼先行之，即可以制中国。今若乘时赶办，即明年外国兵丁果退，已有自己新制之轮船，把守江口，上海可保无虞。(5)

　　保卫上海

　　上海危殆，岌岌不保。粤逆蔓延江浙，毒遍东南，近复窜踞宁(波)绍(兴)，攻陷浙江省城，贼势猖獗异常，即图窥伺上海。(6)

　　实因上海为南省税务总汇之区，浙江之宁波杭州失陷以来，上海有岌岌莫保之势，且其地为中外杂处，万一发逆暗与外国沟通，则上海必不能保。上海不保，则税项无出，军需不继，东南大局将不堪设想。况闻发逆制造战船，为纵横海上之计，更恐滋蔓之势，延及北洋三口。(7)

　　宁波、杭州相继失陷，深恐发逆为纵横海上之谋，不得不购买船炮，为先发制人之术。(8)

　　加紧购买船舰。应即扎知李泰国总税务司，即与江苏巡抚薛焕妥速筹办，勿再迟延，将来觅得轮船配齐枪炮，即与薛焕或曾国藩选派将弁，先行饬赴宁波堵剿，俟该处收复再以次肃清江路，直捣金陵。如有此项轮船，谅彼小丑不难指日荡平。(9)

　　北洋防务吃紧

　　现在浙省不守，上海吃紧，海防关繫匪浅，如藉轮船巡防哨探，有一只轮船即可期迅速;若用以防剿，洵非一只所能得力。现在海防吃紧，本地防费已属不轻，若再筹雇轮船，力有不逮。且北洋辽阔，既欲防守海口，又欲出洋巡哨，必须二三只方可。可否将所购兵轮多拨二三只来津以为防剿之用。(10)

　　风闻太平军购买轮船，有北犯之忧：

　　传闻粤逆攻陷绍兴后，勾结海盗由镇海进陷宁波，踞宁波后复招纳海贼，广集海船，此其志意叵测，难保不思北窜。逆贼若惩前失，不由陆路，径由海道直犯天津，南风司令，不数日即可驶到。闻天津炮屋已经残破，跑位全沉海中，即新设营伍，多系招募船民，未经训练，不足深恃……,上年天津经外国新设码头通商，万一粤逆于此时暗与外国南北勾通接应，不但上海可虞，即天津设兵防堵，亦属无益。(11)

　　年来发逆勾结外国奸商，潜购西洋枪炮，节经知照各国领事，会同查禁，拿获多起。近日风闻该逆又令奸商私赴美国购买船炮，有汇银50万两之说，……,管带常胜军之华尔，亦力请美使普安臣Anson Burlingham 速即发信严禁私购，第恐美国查禁之后，该逆或赴英法购买，此事关系匪浅，必须预行杜绝。(12)

　　前接阿(斯本)提督(舰队司令)来信，内有发逆近日已派美国人二名，前往本国私办军火等语。昨又接来信，内有现凡到上海之美船，无一只不载济贼军火等语，是现在宜赶紧设法防备， 以断接济。(13)

　　至天津大沽口密邇京畿，尤关紧要，惟据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地山)函称，该口并无停泊在彼轮船，无从购买，应令江苏巡抚薛焕于赫德购齐运到后，酌分数只驶赴天津，以备北洋防守之用，毋得少存畛域之见。(14)

　　军情之紧急，几乎到了风声鹤唳、大厦将倾的地步，必须不惜代价以挽救危局，此种急迫心情可以四朝元老重臣刑部尚书赵光1862年2月7日的奏折堪为代表：

　　目前海防一事最为紧要，大局安危，全在于此。而欲筹解危之策，别无防杜之方，计惟有借外援以除内患，舍近利而务远图，或亦出奇制胜之一道。

　　外国兵船便捷，火器精利，粤逆从不敢与抗衡，似莫如即用外国兵力，与中国合攻苏杭江宁……事成功倍，计无善于此者。……(15)

　　那么要借外援愿意付出什么代价?赵光建议「啗以重利，予以便宜」：

　　如能以兵船助我攻克苏杭江宁三省，凡江海各口出入洋税，一概豁免，不复征收，惟地方归我管理。内地商船税则仍由我征收，两不相妨。另立新约，永无更改。……外国贪得嗜利，闻此必然乐从。苏杭江宁三省，为财富繁重之区，弃洋税而收商税，所弃虽多，所收亦尚不少。况三省被陷，地方全失，且京师方且可虑，何论税则?……

　　昔唐肃宗用回纥兵力攻克安史，虽一时颇被侵擄，足赖其力以济。……从此中外时局转危为安，天下臣民幸甚!(16)

　　于此可见，为了保住江山，已经到了不惜出卖国家关税主权的地步了!

　　曾几何时，乾隆晚年1792年的马背大将军福康安看不在眼里的雕虫小技的西洋舰炮，到了五六十年后的同治初期1861年却转眼成了挽救清朝危亡的利器?由此观之，组建近代化海军舰队，完全为事到临头的危机所逼，不是农耕社会内在发展的自发需求。所以一旦内忧外患的形势缓和，则组建舰队的驱动力也随之消失。十年之后再度着手大规模组建近代海军，掀起塞防海防大争论，将海军建设制度化，设立海军衙门，也都是受到日本入侵台湾的强烈刺激被动使然，不是主动的自发举措。

　　注释

　　1、《海防档》，号5，1861年7月4日，页6。

　　2、同上，页8、24。

　　3、同上，页7。

　　4、《海防档》，号11，1861年7月19日，页12。

　　5、同上，页13。

　　6、《同治朝夷务始末》，卷3-4，页47。

　　7、同上，页53。

　　8、《海防档》，号27， 1862年1月13日。

　　9、《海防档》，号28，1862年1月31日.

　　10、同上，号32，1862年2月5日。

　　11、同上，号33，1862年2月7日。

　　12、《海防档》，号38，1862年2月19日；另见《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二册，第42页。

　　13、《海防档)，号177，1863年6月3日，页154。

　　14、《海防档》，号37，1862年2月19日。

　　15、同上，号33,1862年2月7日，页38.

　　16、同上，页39。

　　4、成于时—因缘际会有利的大气候

　　纵令形势紧迫，刻不容缓，但如果没有相应的有利的国内大气候，也是无法付诸行动。然而这时因缘际会，国内的政局和对外关系都出现了极其有利于组建中国近代海军舰队的大气候；否则形势再紧迫，构思和办法再缜密，不得其时也是徒然。（1）

　　先说中国这时国内的政局。1860年前后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大分水岭、转折点，历史展现其极尽吊诡、错综复杂的面貌；清廷内部经历了一次辛酉政变（1861年11月），慈禧、慈安、恭亲王组成的新政权取代了肃顺、载垣、端华的旧三人帮，政局为之一变，气象焕然一新，开启了一个中西文明碰撞磨合的新时代的序幕（2）；然而帝国内部的内乱却愈演愈烈，太平军连克苏杭宁、兵锋直指上海，危及帝国财富中心的生命线；外患扑朔迷离，先有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仓皇北走热河忧愤而亡、后复经圆明园之火的浩劫，帝国风雨飘摇，惶惶不可终日，新的三人帮深以「外忧内患，至今已极」、「安危之机判于俄顷」（3），病入膏肓，到了必须励精图治，立即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不能再徒托空言，纸上谈兵了（4）；所以，1860、1861这两年想起了林则徐、魏源早已开好的起死回生的救命灵丹妙药，即「师夷长技」，购买域外洋人的炮舰。

　　而这时风云际会，正值以英国牵头的西方，在签订了天津、北京两个不平等条约后，一反对清廷敌视的武力政策，转采友好和平的合作政策，建立中英实质的合作夥伴关系（5）与清廷联手镇压太平军，以恢复有利于正常商业活动的秩序。此即上文所谓的扑朔迷离，由敌变友，出现一段短暂的合作时期，中外关系的大局为之一变。

　　这三种变化--清廷的新人执政、太平军兵逼上海、欧美各国改行合作政策，为组建中英联合舰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有利的政治前提或大气候。

　　但是轮船枪炮这些洋东西，毕竟是新生事物，总理衙门虽然是负责处理洋务，但马背民族的子孙恭亲王和文祥和农耕文明的汉人疆臣曾国藩、李鸿章等，都对这些洋东西也完全没底，要想组建一支近代化舰队这样的大行动，真不知如何着手，势必要向西方海洋大国英法美俄等国取经。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西方国家愿不愿意让你取经，你要拜他为师，他愿不愿意收你这个学生，还是个未知数。即使愿意收你这个徒弟，随之而来的大问题是：钱、器、人，从何而来，如果这些具体的大问题不能顺利解决，师夷长技，救时要务，刻不容缓等高调，也将流于空谈，只能望洋兴叹！

　　正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旁观者清，对于忧心如焚的清廷所处的困境，他们驻华的外交官员，例如俄国、法国、美国、英国等国的外交官，看得非常真切，为了抢食砧板上这块中国的大肥肉，这时都毛遂自荐，争先恐后，纷纷要求帮助中国购买枪炮船舰平定内乱（6）; 特别是一向对中国情有独钟、心怀叵测的英国人，更是对其在华的利益视为禁脔，尽量不让他国染指。所以英国对华全权专使额尔金（詹姆斯·布鲁斯Bruce James，1811—1863） （7）以及当时作为英国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受聘为总理衙门下辖的海关先后两任的总税务司英人李泰国Horatio-Nelson Lee和赫德Robert Hart，先后纷纷上阵，全力打赢这场志在必得的外交战。

　　其中以1861年任代理总税务司的赫德在这方面的言行，最具代表性；他敏锐地抓住机会，一再低声下气地向清廷献策示好，力促中国组建一支近代化舰队，简直到了令人深感「盛情难却」的地步，（8）同其上司李泰国那种高傲专横跋扈的作风形成鲜明对比！（9）

　　1861年7月19日和26日他在英国第一位常任驻华公使弗雷德里克·布鲁斯爵士(Frederick W.A. Bruce）的支持下，分别向总署建议从英国购买几十艘舰艇组建新式海军，估计费用不到100万两。所需费用可以通过提高鸦片关税和对鸦片征收货物税来筹措。（10）理由十分动听，甚具说服力：

　　1、用兵之道，贵在精兵利器，方能所向无敌，何国兵精器利，何国一定得胜；（11）

　　2、中国欲求中兴，必须采行新法，讲求精兵之道，速购精利船炮，组建水上雄师，剿办（太平军）始能「更为得力」；（12）

　　3、南京的太平天国建国立位，誓取大清天下而代之，如欲中兴，除了立即购买西洋坚船利炮，平定内乱，别无良策；（13）

　　4、购办船炮所费虽然甚巨，但「大清基业所值之巨，不可胜数，……国家基业较国帑孰轻孰重？」（14）

　　5、一旦有了外国舰船，与步军夹击南京，「一日之内可保成功，南京收回，四外各贼，无难全败；贼一败，百姓即可乐业，各省渐次肃清，而国家大定矣」。（15）

　　6、时不我待，若迟至明年，恐贼匪一到上海，必抢先购买外国船炮，制贼之法，贼先行之。果如此，国家无论再用何法，必不能得力。（16）

　　以上六点无一不击中要害，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让恭亲王和文祥很是受用，让他们不但看到赫德开了这样一副一日便可药到病除的万灵丹，还隐约看到赫德为中国勾画的一幅组建一支近代海军的蓝图，呈现一个「中国近代海军之梦」的美丽前景，是以岂有不排除万难，决心一试之理？

　　总署遂于1961年7月4日奏请核准实施。由于就中国海军近代化和中国近代化而言，这是一份出自博识通达的军机大臣文祥之手、具有划时代意义文件，值得详细引述：

　　迨本年（1861）3月间，巴夏礼自长江来，历言贼情断无成事之理。而官文、曾国藩、胡林翼等水陆各军，……船炮不甚坚利，恐难灭贼……

　　自臣等笼络英法以来，目前尚称安静，似可就而昵我。若不亟乘此时，卧薪尝胆，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诚恐机会一失，则贼情益张，而外国之情，必因之而肆。安危之机会，判于俄顷。……

　　臣文祥曾记上年（1860）5月间，曾国藩奏陈攻取苏常金陵，非有三支水师，不能得手。……但造船必须先设船厂，购料兴工，已非年余不成，自不如火轮勦办，更为得力。……

　　臣等伏思，赫德系英国之人，若谓昵我而输情，亦难遽信。惟贼匪既平，则商贾暢旺，于洋商岂无裨益？所拟印票之法，果能于各口无碍，似属可行。……并给赫德札文，令其购买。……

　　总之，兵贵神速，不容迟疑。古人所称，得策即行，诚以时不可再，若即令速购船炮，则约计明年4月可以到齐。倘失此不图，贼势既难逆料，即英法之笼络，亦恐无以善终矣!  （17）

　　三日后（7月7日）奉上谕：

　　本日复据奕䜣等奏请购买外洋船炮一摺，……如办理得宜，除华洋各税外，岁可增银数十万两。此项留为购买船炮，亦足裨益。……果能购买外洋船炮，剿贼，必能得力。……并给赫德札文，令其购买，…… 一俟船炮运到，即奏明办理。内患既除，则外国不敢轻视中国，实于大局有益。

　　该督抚等务当悉心筹议，期于必行，不得畏难苟安。……（18）

　　这两份文件充分证明本文的题旨：同治初年的清廷是「明于理」、「迫于势」，更是「逼于事」，被迫才下定决心购船买炮！当然也是「成于时」，否则就是下了决心也是徒然。

　　总署得到谕旨批准后，立即于7月11日行文有关地方疆吏湖广总督官文、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北巡抚胡林翼、两广总督劳崇光、江苏巡抚薛焕、福建将军耆龄等照办。于是购买西洋船炮的进程，也即中国海军近代化的进程，正式启动，而且「期于必行、不得畏难苟安」。

　　虽然购买船炮的请求已经批准，并严令「期于必行、刻不容缓」，但还是一直没有立即付诸行动。直到1862年初，太平军攻势凶猛，宁波和杭州先后沦陷。危急之下，加上出现了中外友好的有利大气候，清廷才正式启动了从英国采购军舰的计划，并通过代理总税务司赫德，授权正在英国伦敦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代为办理。（19）

　　注释

　　1、这里所谓「成于时」的「时」的意思，最好的例子就是《三国演义》第37回里所说的司马徽对刘备的临别赠言。事情是这样的，正当刘备要去拜访司马徽推荐的卧龙诸葛亮并请其出山相助时，司马徽来访，临别时司马徽留下了一句谶语式的赠言：「卧龙虽得其主，不得其时，惜哉」，言下之意，诸葛亮纵然有姜子牙、张良二人兴周匡汉不世出之大才，但时机不对，纵有刘备的人和，也无法成就匡复汉室之大事，终归于失败。就本文而言，纵令明于理、迫于势、逼于事，然而当时的清朝，如果政局和对外关系没有发生相应的有利改变，组建舰队的梦想也势必难以成为事实，此之谓成于时。

　　2、关于辛酉政变，中外的中国近代史学家已有很好的研究论述，毋庸赘述。但就本文的题旨而言，饶有趣味的是当时英国人办的《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NCH)指出其开启的新时代同中西文明碰撞磨合的关系，值得引介：

　　Foreign influence is slowly but steadily working its way among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 of China……It is evident on every side that Eastern prejudice and exclusiveness have given way to Western civilization, and that the seeds of a better order have been planted by the present administration through foreign influence.外国的影响在中国百姓和政府中缓慢地但却实实在在地扩大着……从各方面都可以看到，东方的偏见和排外主义正在让位给西方的文明，通过外国的影响，现行的治理已播下未来更佳秩序的种子。 （《北华捷报》（NCH）, 1862年3月1日)

　　随后该报对矢志中兴的新政府，审慎地寄予事后看来过于乐观的期望：

　　China at the present time is undergoing the throes of a transition state in her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which in all probability, may be the turning point in her destiny for future generations  With such elements of material prosperity, and such an industrious population, what a magnificent country might not this become, under a rule that would be equally powerful to protect the peaceful as it would be to chastise the unruly.（NCH, 1862年3月1日)

　　中国目前正在内外事务方面经历着过渡时期难免的阵痛，但这十分可能成为中国未来世代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这个国家物产丰饶，人民勤劳俭朴，如果治理良好，就有力量制止内乱，自然也能维护和平，怎么会不成为为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

　　（《北华捷报》（NCH）, 1862年5月10日)

　　于此可见，在华西方人一改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对肃顺主政的清政府敌视的态度，转而对恭亲王主政的清政府颇为友善。

　　3、《海防档》，号5，1861年7月4日，页6。

　　4、如上所述，1840年以来，朝野筹议购船买炮的议论奏章，时有所闻，但不是纸上谈兵，就是零散无章的个别行动，始终没有在决策阶层，形成共识，成为国家大政方针，决策政策，于大局无补。例如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早在一年前（1860）的六七月间即曾奏陈要收复苏常金陵，必须有三支水师，总署也奏请谕令曾国藩购买外国船炮，（同上，页7）但竟无下文。

　　5、这里不打算对合作政策进行详细的论述，只是简述什么是合作政策及其与本文主题有关的内容。。「合作政策」是建立在下述设想上：外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共同利益，在于促进中国的尊严、独立、和平、稳定和繁荣。英法两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获益者，所以一直是确保天津、北京两项条约得到贯彻的主要合作者。到了1864年，「合作政策」一词的意思，公认为是为了确保在华各国之间和同中国之间和平解决争端，并使中国逐步近代化。对中国古典文化着迷的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爵士是此政策的主要监护人。美国对此政策也十分积极支持，同总署建立良好关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于1864年6月强调，美国正努力用公平的外交行动代替武力。而且正在得到驻华各国代表和他们政府的公开支持（《北华捷报》，1864年7月9日）。所以，芮玛丽M. Wright教授认为，在19世纪的60年代，这项政策为「中国抵御侵略或过分的压迫，提供了坚实的国际保证，为恢复并加强中央集权提供了国际援助。」(M.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p.23)。当然，芮教授的看法是大有商榷余地的。

　　6、英法俄美等国都纷纷毛遂自荐，佯示友好，欲驶兵轮来中国助剿太平军，中国以其意存见好，未便拒绝。首当其冲的总署谓，外国自立和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以来，如英法俄等国现均有兵船，情愿同中国官弁助剿。法国此次所云带领别项兵船前来中国，或更为见好地步。（《同治朝夷务始末》，卷11-12，页15）

　　还有俄使伊格那提耶夫（Ignatieff）于1860年11月底两次面见恭亲王，商议赠送枪炮，派俄官来华教导枪炮制造演放，水陆会剿太平军。（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册，页358）法国的将军马勒、军政司达布理，也于1861年初游说总署，接受法国援助，言辞恳切，以两国相好，实心帮助，欲为教演内地兵丁，购买外洋火器，以期得力，并欲以其妻子为人质以避嫌。（《海防档》，号5，1861年2月19日，页3-4）法国参赞葛（哥）士耆Kleczkowski也于这年7月3日面见文祥称，要求总署授权，令其代中国在法购买船炮，（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上册，页374；《海防档》，号5，1861年7月4日，页9），显然欲与英国争夺在中国的影响力。

　　于此可见，中国欲师夷拜师，西方国家都巴不得收这个徒弟，所以要找个老师是不成问题了，但拜哪一个呢？名师出高徒，师法乎上，当然要拜名师了，从理论上和事实上，当然是当时的海霸大英帝国了，而她也当仁不让，毛遂自荐，乐为中国这个老大帝国之师，传海军之道，授海军之业。

　　7、英国对华全权专使额尔金Elgin（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1811-1863）于1856、1860年分别听从初为税务司后升任总税务司的李泰国的意见，建议清廷向英国购买船炮（Gerson, Horatio Nelson Lay and Sino-British Relations, 1854-1864,p.68; John K.Fairbank,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chapter 18, p.421.。主要基于维护江海关税务考虑，堵截沿海海盗和沿江盗贼，既非用于剿平太平军，更不可能为清朝用于抵抗西洋侵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1857年7月此人担任英国对华全权专使，率领一支陆海军赴华，与法国葛罗将军所率法军攻占广州，复北上天津攻陷大沽炮台，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1859年重任英国对华全权专使，又同葛罗联手于1860年8月再度陷大沽炮台，攻占天津。10月，进北京，焚毁圆明园，迫清政府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堪称侵略中国的中国通。后来负责在英国组建中英联合舰队的总税务司李泰国、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均曾为其下属，参与他率领的两次侵华行动。他的胞弟英国驻华公使弗雷德里克 布鲁斯爵士(Frederick W.A.Bruce，1814-1867)，于1857年跟随其兄长额尔金到达中国，出任首席秘书，协助额尔金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于此可见，李泰国同布鲁斯兄弟都是共事关系，后布鲁斯爵士于1858-1864年改任驻大清国公使，密切参与中英联合舰队的组建事宜在英国的合作政策下，中英建立实质的伙伴关系（参见，The Anglo-Chinese Partnership, in ed. by Richard Smith, J.K. Fairbank, and Katherine F. Bruner,  Robert Hart and Chinese Modernization—His Journals, 1863-1866, pp.23-27）。

　　8、先对总署动之以情：「目击时艰，可惜可怜，既有所知，不忍缄默，当此时世，非闲坐虚哭之时，应人人尽心竭力，设法挽救。譬如房屋起火，若不亟运水车取水扑灭，而坐视之，必不能自灭也。本司系专办税务事宜，原无须论及军务，但现受中国俸禄，若有良法，岂可不言?」(《海防档》，号11，1861年7月19日，页11)。就是说，虽为外人，但受中国俸禄，为中国办事，就是中国的雇员，现在眼见雇主遭灾，职责所在，不能袖手旁观。

　　赫德的这番表态，是精心的做作，还是出于一片诚意？当然，有人对赫德的所行所为持负面看法，谓其「更善于隐蔽自己的意图，伪装得『谦谨自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1）。他利用与总理衙门之间的私人关系，不动声色地为英国、为自己谋求利益。」（参见方堃，《赫德与阿思本舰队事件》，载于《天津师大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1期）。

　　9、详见下文。

　　10、《海防档》，号11，1861年7月19日，页11-16；号14， 1861年7月26日，页16-18。赫德提交总署的这两份呈禀详细陈述为清廷谋划之理由，并详细开列购买船炮火器数量、雇洋人练兵及筹办办法、轮船枪炮价值等清单，真是洋洋大观，不啻要对清朝的军事进行一次近代化的大变革。奕訢虽然为其心动，但这笔巨大的经费从何而来，「库款悉有常经，岂能筹此巨款?」赫德提出，以「上海、广东各关税內先行筹款    购买」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于此可见，英国人掌管了帝国的海关税收，所以讲起话来，底气十足，此之谓近水楼台。

　　作为一个中国的外国雇员，对中国雇主提供本职之外的服务不可谓不尽心竭力了。以致让恭亲王、文祥、宝鋆等总署大臣对其留下良好印象，赞其「于现在时事利弊，诚不为无见」「已可概见其认真办事，实心报效」(《海防档》，号16，1861年8月4日，页19)。于此可见，赫德已经初步取得总署的信任，并为日后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打下坚实基础。                                         11、《海防档》，号11，1861年7月19日，页11。

　　12、《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9。赫德特别指出，清朝现有水师所用船只「并非打仗之船」，毫无战斗力可言。中国的地方疆吏也多持同样看法，例如1863年浙江巡抚曾国荃奏称：「沿海各省如苏浙闽粤，皆有额设水师，将领并兵数万人，……道光19年(1839)海疆初次有事，守御诸军，交绥而溃，迨和议即成，大吏因循，亦未整顿。年复一年，废弛日甚，遇有应行出海会哨之事，靡不视为具文，以致洋面盗风，所在充斥。其不可恃，由来久矣!」(海防档，号257，1863年10月10日，页252) 于此足证，赫德之言非虚，更可证明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近代海军的组织和战法，中国水师「落后挨打」是应有之义，是必然的结果。

　　13、《海防档》，号14，1861年7月26日，页18。赫德的潜台词是，英国愿帮助清朝平定内乱，以利商务，压根就无推翻大清之意。当然英法美曾经在1853至59年的五六年间一直在清朝和太平天国之间观望等待，保持中立；同时不断调查了解太平天国能否有效治理中华帝国，维护他们在1858年的《天津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新取得的在华权益的能力。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从而将太平军定性为一群完全不值得打交道的「匪徒」，转而放弃中立立场，决定全力帮助清朝恢复帝国秩序，以利开展商务活动。这就是赫德向中国示好的国际大背景。所以赫德作为一个年方26岁位卑却权重的中国海关雇员，才会向总署说出「英法二国之心，愿向大清，并不愿贼匪得势」这样与其职位不相称的大话。详情见下文，有关「英国废除中立法」的注释。

　　特别是身为一位英国人，清楚看到他的母国在中国已经通过历次的不平等条约，早期的《江宁条约》，以及方签订的墨迹未干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确立了稳固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为了夯实、扩大这些条约中的利益，英国人同清廷一样,也急于恢复有利于进行正常商业活动的帝国秩序。所以早在1856年，任职于上海海关的税务司英人李泰国就首先通过英国专使额尔金向清廷倡议向英国购买船炮，平定太平军之乱。继而1861年他的下属赫德，在他回国养病期间，接二连三地向恭亲王提出详细的计划，建议向英国购买舰炮，组建一支中国的海军舰队。

　　14、《海防档》，号11，1861年7月19日，页16。赫德口才便及，思想敏锐，并且能够揣摩对方心理，他将大清基业同购买船炮所需款项放在天平上衡量，孰轻孰重，不言自明。恭王、文祥焉有不动心之理！

　　15、同上，页12。一日便可攻克久攻不下的天京，虽属辩词，但也甚具诱惑力，难免兴起姑且信之的侥幸念头。

　　16、同上，页10。这是一种巧妙的威胁攻心手法，提醒清廷切不可失此购买船炮挽救危亡的良机。

　　17、同上，号5，页6-8，1861年7月4日。

　　18、同上，号8，页9-10，1861年7月10日。文祥所谓的「安危之机，判于俄顷」「兵贵神速，不容迟疑」，谕旨所谓的「期于必行，不得畏难苟安」，同赫德所谓的「时不我待」，有异曲同工之妙，想法完全一致。所以中英双方一拍即合，做成了晚清中英史上最大一笔的军火交易。

　　19、同上，号302, 1863年11月18日，页285：上谕：……采买轮船一事，前经内外诸臣详议，不惜重价，原期利器归公，操纵由我，使外洋顿失所恃，总理衙门因需款甚钜，且驾驭洋人不易，迟久未即议行，嗣因宁波失守，海口设防，九洑洲尚未克复，发逆亦有购船之说，不得已奏明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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