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陈独秀全传》指一谬

——兼与唐宝林、陈铁健先生商榷

李大卫

　　《炎黄春秋》2016年第6期刊出陈铁健先生的文章《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以下简称“陈文”)，文中称：

　　(共产党)宣言出版后的四十五年后，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序言中指出，过去那种“街垒式斗争”，那种“突然袭击，少数最有觉悟的人带领一大批没有觉悟的人革命，这种时代也已过时”。“与其通过非法手段和捣乱，我们更希望通过合法手段。”“直到如今，选举权仍是作解放工具的。”[1]

　　并且在文章末尾的“注10”中对本段引用部分做出如下注释：

　　这个序言是标志恩格斯晚年思想转变的一篇重要文献，但被列宁主义者视为修正主义，因此中文版马恩全集或选集均不收入。这里的引文，摘自唐宝林《陈独秀全传》转引【法】让·马雷、阿兰·乌鲁《社会党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4-45页。见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科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页。[2]

　　由此可见，陈文的理论依据转引自唐宝林先生撰写的《陈独秀全传》(以下简称“全传”)，在《全传》之中引用的原文和注释如下：

　　早在1895年，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一书序言中就说：

　　从今天起，工人们使用选举权，并以多种形式来报偿选举权，以此作为各国工人的范例……直到如今，具选举权仍是作解放工的。

　　……过去那种一直延缓到1848年的街垒式斗争，到处都是最后的解决方法，它已经过时了。如果条件改变，对阶级斗争来说，其条件也改变不少。突然袭击，少数最有觉悟的人带领一大批没有觉悟的人革命，这种时代也已过时。

　　我们这些人是“革命者”，也是“捣乱分子”，与其通过非法手段和捣乱，我们更希望通过合法手段。[3]

　　唐宝林先生在《全传》第227页注①中对本段做出的注释如下：

　　本序言是标志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思想转变的一篇重要文献，但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视为修正主义，因此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选集均不选入。这里的引文摘自[法]让-马雷、阿兰·乌鲁合著的《社会党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1999，第44～45页。[4]

　　依据唐宝林先生的注释，笔者查阅《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在唐、陈两位先生的引文中均误写为“社会党史——从乌托邦到今天”)一书的相关章节。抄录如下：

　　(5)《法兰西的阶级斗争》

　　(恩格斯1895年序言摘录)

　　当俾斯麦不得不建立选举权作为唯一的手段，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感到兴趣，我们的工人对此立即予以认真对待，并派奥古斯特·倍倍尔到第一帝国议会。从这天起，工人们使用选举权，并以多种方式来报偿选举权，并以此作为各国工人们的范例。

　　按照法国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纲领的话来说，他们将选举权变为骗术，直到如今，选举权仍是作为解放工具的。

　　……

　　如果普选没有给我们带来别的好处，而只是每3年一次得以选举自己要选的人，得以正常地证实选票的难以预料的上升，得以使工人们确信胜利，并使之成为宣传手段……如果这 是从选举权得到的好处的话，这已经得到的够多的了，而且是足够的了。

　　但是，在选举中还可作更多的事情。在选举活动中，它给我们提供了手段，使我们能与 人民群众接触，这是别的办法难以比拟的。人民群众离我们还很远，并迫使所有政党在全民 面前维护他们的观点和行动，以对付我们的攻击。此外，这种选举为我们的代表在帝国议会中提供讲坛，在这个讲坛上，他们可以与他们在议会上的对手讲话，也可以与外面的群众讲话。

　　人们将会发现，作为资产者统治机构组织起来的国家机构，还可以提供新的诀窍，利用这些诀窍，工人阶级可以与这些机构本身进行斗争。人们参加各种议会的选举，市议会选举，劳资调解会议选举，人们可以和资产者争夺每一个职位，无产者只要占据某一部分就足以争得发言权。这样，资产者和政府就会像害怕非法行动一样害怕工人阶级合法行动，也像害怕造反一样害怕选举的成就。

　　因而，斗争的条件就会大为改变，过去那种一直延续到1848年的街垒式斗争.到处都是最后的解决办法，它已经过时了。如果条件改变，对阶级斗争来说，其条件也改变不少。搞突然袭击，少数有觉悟的人带领一大批没有觉悟的人革命，这种时代也已过去。问题是要完全改变社会组织，要群众起来干，他们已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为什要(全心全意地)参预革命。但是，为了使群众懂得要做什么，还要做长期的和必要的工作;这也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

　　世界历史令人讥讽的进程使一切事物都颠七倒八。我们这些人，是“革命者”，也是“捣乱分子”，与其通过非法手段和捣乱，我们更希望通过合法手段。[5]

　　笔者将这些文献呈现出来，从中可以明确看出，唐宝林先生在《全传》中转引《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一书的相关章节时出现错误，将恩格斯1895年撰写的《<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序言》误作《<法兰西内战>序言》(1891年)，将两篇完全不同的文章混淆，并且唐在注释中称这篇序言“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视为修正主义，因此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选集均不选入。”这一论断也违背历史事实。以下引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65年中文第一版第22卷第591—612页所载恩格斯1895年2月14日至3月6日撰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的相关段落与《社会党历史》相关段落进行对比论证分析。

　　第一段对照如下：

　　《马恩全集：第22卷》第602页摘录：当俾斯麦不得不实施普选权作为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发生兴趣的唯一手段时，我们的工人立刻就很认真地对待了这件事情，把奥古斯特·倍倍尔选进了第一届制宪帝国国会。从此以后，他们就一直这样使用选举权，以致使他们自己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并成了世界各国工人效法的模范。[6]

　　《社会党历史》第44页摘录：当俾斯麦不得不建立选举权作为唯一的手段，使人民群众对他的计划感到兴趣，我们的工人对此立即予以认真对待，并派奥古斯特·倍倍尔到第一帝国议会。从这天起，工人们使用选举权，并以多种方式来报偿选举权，并以此作为各国工人们的范例。[7]

　　第二段对照如下：

　　《马恩全集：第22卷》第602页摘录：如果用法国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已经被他们由向来是欺骗的工具变为解放工具。[8]

　　《社会党历史》第44页摘录：按照法国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纲领的话来说，他们将选举权变为骗术，直到如今，选举权仍是作为解放工具的。[9]

　　第三段对照如下：

　　《马恩全集：第22卷》第602页摘录：即使普选权再没有提供什么别的好处，只是使我们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只是通过定期标志出的选票数目的意外迅速的增长，同样地既加强工人的胜利信心，又加强敌人的恐惧，因而成了我们最好的宣传手段……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唯一的好处，那也就很够了。[10]

　　《社会党历史》第44页摘录：如果普选没有给我们带来别的好处，而只是每3年一次得以选举自己要选的人，得以正常地证实选票的难以预料的上升，得以使工人们确信胜利，并使之成为宣传手段……如果这 是从选举权得到的好处的话，这已经得到的够多的了，而且是足够的了[11]

　　第四段对照如下：

　　《马恩全集：第22卷》第602页摘录：但是它(指“选举权”)给我们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当进行竞选鼓动时，它给了我们最好的手段到民众还远离我们的地方去接触人民群众，并迫使一切政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进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帝国国会中给我们的代表提供了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威望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敌人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12]

　　《社会党历史》第44页摘录：但是，在选举中还可作更多的事情。在选举活动中，它给我们提供了手段，使我们能与人民群众接触，这是别的办法难以比拟的。人民群众离我们还很远，并迫使所有政党在全民面前维护他们的观点和行动，以对付我们的攻击。此外，这种选举为我们的代表在帝国议会中提供讲坛，在这个讲坛上，他们可以与他们在议会上的对手讲话，也可以与外面的群众讲话。[13]

　　第五段对照如下：

　　《马恩全集：第22卷》第603页摘录：原来，在资产阶级借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许多东西是工人阶级可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开始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他们开始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由选举产生的职位，只要在该职位换人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结果，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14]

　　《社会党历史》第45页摘录：人们将会发现，作为资产者统治机构组织起来的国家机构，还可以提供新的诀窍，利用这些诀窍，工人阶级可以与这些机构本身进行斗争。人们参加各种议会的选举，市议会选举，劳资调解会议选举，人们可以和资产者争夺每一个职位，无产者只要占据某一部分就足以争得发言权。这样，资产者和政府就会像害怕非法行动一样害怕工人阶级合法行动，也像害怕造反一样害怕选举的成就。[15]

　　第六段对照如下：

　　《马恩全集：第22卷》第603、607页摘录：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发生了本质上的变化，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以上为603页摘录部分)如果说在国家之间进行战争的条件已经起了变化，那末阶级斗争的条件也同样起了变化。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着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但是为了使群众明白应该做什么，还必须进行长期而坚忍的工作，而我们现在正是在进行这种工作。(以上为607页摘录部分)[16]

　　《社会党历史》第45页摘录：因而，斗争的条件就会大为改变，过去那种一直延续到1848年的街垒式斗争.到处都是最后的解决办法，它已经过时了。如果条件改变，对阶级斗争来说，其条件也改变不少。搞突然袭击，少数有觉悟的人带领一大批没有觉悟的人革命，这种时代也已过去。问题是要完全改变社会组织，要群众起来干，他们已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为什要(全心全意地)参预革命。但是，为了使群众懂得要做什么，还要做长期的和必要的工作;这也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17]

　　第七段对照如下：

　　《马恩全集：第22卷》第610页摘录：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过来了，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我们采用合法手段却比采用不合法手段或采用变革办法要获得多得多的成就。[18]

　　《社会党历史》第45页摘录：世界历史令人讥讽的进程使一切事物都颠七倒八。我们这些人，是“革命者”，也是“捣乱分子”，与其通过非法手段和捣乱，我们更希望通过合法手段。[19]

　　通过对比论证，可以看出《社会党历史》一书中对恩格斯《<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序言》一文的摘要均能在中文第一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收录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一文中找到对应段落的中文翻译，因此可以说《马恩全集》收录该文无疑。接下我们再来看《马恩选集》是否有收录，笔者查阅了《马恩选集》1972年出版的第一版、1995年出版的第二版、2012年出版的第三版，均未收录恩格斯晚年的这篇文章，但是从广义上说，“选集”的另一种形式是“文集”或“文选”，笔者查阅了1958年人民出版社依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的第一卷，该卷在第95—115页收录了《卡·马克思著 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弗·恩格斯作的导言》一文。笔者还查阅了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本)的第四卷，该卷第532—554页收录了恩格斯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我们再来看一下苏联版《马恩全集》或者《马恩选集》是否收录了这篇《导言》，由于资料和笔者外文水平所限，无法查阅俄文原版的相关内容，只能依据人民出版社1958年依据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年出版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的出版者说明进行推测。这份出版者说明抄录如下：

　　出版者说明：本书是按照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4—1955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中文版重印的，其内容相当于1952年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由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俄文版。[20]

　　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出1952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局出版的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同样收录了恩格斯的这篇《导言》，我们再进一步推测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是否收录了这篇文章，按照常理来说，选集收录的文章，全集必定予以收录，为审慎起见，笔者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2卷的版权信息得知该卷是“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62年版译出。”[21]可以明确断定苏联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样也收录了恩格斯所作的《导言》。由此看来，唐宝林先生在注释中称这篇《序言》“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视为修正主义，因此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选集均不选入。”的论断不符合史实。

　　我们进一步分析唐先生的这一段注释，其中存在着一个因果关系，这篇导言是“被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视为修正主义”(原因)，无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或选集均不选入(结果)。我们已经通过文献分析证明了“结果部分”完全错误。而“原因部分”也显得依据不足，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是否都有专文专论恩格斯的这篇《导言》，批评其是“修正主义”理论，并且直接授意马恩全集、选集的编辑出版单位删去这篇《导言》。笔者才疏学浅，未能逐字逐句通读《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毛泽东文集》以及相关历史文献资料。不能给出十分准确的回答，请唐宝林先生从这些经典著作中挖掘资料，以向读者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笔者只能依据中文版和苏联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及选集都收录了恩格斯的《导言》一文的历史事实由果索因，推测唐宝林先生所说的“原因”也基本错误，为审慎起见，笔者再从《导言》在苏联和中国出版的时间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执政时间上展开对照分析，从出版时间上看，依据《马恩全集》1965年中文一版第22卷第508条注释：《导言》的全文是在列宁逝世以后的1930年以单行本的形式在苏联首次发表[22]，还有另一种说法是：1925年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梁赞诺夫在《在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旗帜下》1925年第1期发表《导言》的全文[23]。《导言》收录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的时间为1952年，以斯大林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时间计算，其执政时期为1922年至1953年去世，说斯大林授意《导言》不出版或者不选入马恩全集、选集的说法不能成立。我们再来看中文版《导言》出版的情况，笔者能够找到的最早的《导言》中文版是1942年(民国31年)由柯柏年翻译，中共中央在延安创立的出版机构“解放社”出版的马恩丛书第12种《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单行本中收录。建国后，据不完全统计，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49年5月出第一版单行本、1949年11月出第二版单行本、1954年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选》、1960年出第三版单行本、1964年在1960年第三版基础上出三分册版、1965年出第四版单行本并收入马恩全集中文第一版第22卷、1973年对第四版单行本进行重印，这些版本都对恩格斯的《导言》进行收录。由此看来，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均有对《导言》出版、修订或重印，覆盖了延安时期和建国后的整个毛泽东时代，因此说毛泽东授意《序言》不出版或者不选入马恩全集、选集的说法也不能成立。至于列宁是否认为《导言》是修正主义著作，而授意出版单位不予出版，并且不收入马恩全集或选集，笔者未能掌握相关史料，不能断言，毕竟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陈铁健先生作为一名近代史学家，在撰写“陈文”时本应该审慎地核对每一段引文的原始出处，遗憾的是陈先生不仅直接转引了唐宝林先生的错误的分析和结论，甚至还弄错了恩格斯《导言》写作的时间，陈文称“(共产党)宣言出版后的四十五年后，恩格斯在《法兰西内战》序言中指出……”[24]。《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7年12月—1848年1月联合撰写的文稿，1848年2月第一次以单行本的形式在伦敦出版，按照陈铁健先生的推算，《导言》的写作时间是“1893年2月”，然而事实却是恩格斯的《导言》撰写于“1895年2月14日—3月6日”，与陈的推定相去甚远。

　　唐、陈两位先生之所以会在文献方面出现错误，笔者认为这与《社会党历史》的翻译者胡尧步、黄舍骄的翻译有关，按照国内翻译惯例，在翻译外文文献中涉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时通常要求参照中央编译局翻译的马恩著作全集、选集或单行本收录的相关文章的中文版进行翻译，并且在注释中按中文版注明出处。两位译者在翻译该书时没有遵循这一惯例，按照法文原版直译马恩著作中的相关内容，并且不标明出处，给读者造成《马恩全集》和《马恩选集》未收录的错误理解，这是有失学术水准的不严谨行为。

　　注释：

　　[1] 陈铁健：《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炎黄春秋》2016年第6期，第48页。

　　[2] 陈铁健：《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炎黄春秋》2016年第6期，第49页。

　　[3]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6-227页。

　　[4] 唐宝林：《陈独秀全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页。

　　[5] 【法】让·马雷、阿兰·乌鲁：《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4-4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中文第一版，第602页。

　　[7] 【法】让·马雷、阿兰·乌鲁：《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中文第一版，第602页。

　　[9] 【法】让·马雷、阿兰·乌鲁：《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中文第一版，第602页。

　　[11] 【法】让·马雷、阿兰·乌鲁：《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4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中文第一版，第602页。

　　[13] 【法】让·马雷、阿兰·乌鲁：《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4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中文第一版，第603页。

　　[15] 【法】让·马雷、阿兰·乌鲁：《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5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中文第一版，第603，607页。

　　[17] 【法】让·马雷、阿兰·乌鲁：《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中文第一版，第610页。

　　[19] 【法】让·马雷、阿兰·乌鲁：《社会党历史——从乌托邦到今天》，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45页。

　　[20]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版权页。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中文第一版，版权页。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中文第一版，第768页。

　　[23]《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编者引言第6-7页。

　　[24] 陈铁健：《中共建党第一人陈独秀》，《炎黄春秋》2016年第6期，第48页。

　　作者简介：李大卫(1994—)，男，祖籍河北省永年县，贵州省电影家协会会员，2016年度贵州省优秀大学毕业生，2016年度贵州师范大学优秀大学毕业生，现为自由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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