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震：浩然成了“希特勒”？

浩然成了“希特勒”？
刘国震

　　如果把30年来某些人否定和妖魔化浩然的不懈努力也看做一项“事业”，那么，以S先生2009年3月23日 在其博客发表《浩然和希特勒兼致浩然的徒子徒孙们》（以下简称《浩然和希特勒》）为标志，这项“事业”已经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把一个自学成才、老实巴交的农民作家轻而易举就弄成了纳碎头子那样的恶魔，《浩然和希特勒》一文，无疑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浩然和希特勒》是S先生继《高大泉和西门庆》、《高大泉和太监》、《高大泉的前列腺》等文章之后，又一篇“闲话浩然”的新作。这篇文章的起因，似乎是因为一个匿名的网友在S先生博客上骂了一句难听的话，惹得他把火气撒到了浩然及其弟子的头上。那匿名者，果真就是浩然的弟子吗？我看未必。虽然我并非浩然先生的弟子而只是他的一个读者，但我还是提醒S先生切勿主观臆断。“愤怒出诗人”，但似乎没有说“愤怒出评论家”的。因为搞评论需要的是冷静与理性。S先生以往有关浩然的文字本来就不怎么客观与理性，在气血冲头时弄出的这篇东西具有多少说服力，也就可想而知了。

　　S先生把浩然与希特勒等量齐观，理由是浩然的“冷酷”。他认为“浩然，在他的作品中，对人物有时候表现的和希特勒差不多。马老四，一个受了一辈子苦的老农民，好不容易熬到社会主义社会，浩然竟然让他吃草，把粮食省给牲畜吃。还让他吃得心甘情愿，不让吃他还生气。这难道就是农民的代言人塑造的农民形象吗？你们这些徒子徒孙们，如果浩然让你爹吃草，你爹会吃吗？你会怎么想？”我看了这段文字，感觉既荒唐又可笑，便随手留言：“《艳阳天》中的饲养员马老四，在青黄不接之季，粮食不够吃时，吃了点野菜，没有吃草。他把仅有的一点粮食喂了农业社的牲口，不是一般的大牲口，是刚生下来的小牲口，他怕养不活，在当时，那可是农业社的命根子啊。他吃野菜，不是作家浩然让他吃的，也不是支书萧长春让他吃的。是作家从生活中发现并提炼了这个细节，写进了作品中。刚建国时，农业社遭受了自然灾害，困难时农民偶尔吃一些野菜，并不是怪事。到了60年代，在困难时期，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曾吃过野菜。不是谁让他们吃的，是他们要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读过《艳阳天》的人都知道，马老四吃野菜（不知为何，S先生一口咬定是“吃草”），不是浩然造成的，也不是刚上任不久的支部书记萧长春造成的，更不是农业社造成的。那是东山坞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后，当时的村支书马之悦（对了，此人“前列腺”比较不错，那么大岁数了，还黑灯瞎火地闯入民宅意欲奸污人家马连福的媳妇孙桂英）不走正道导致的。而S先生把这一切都归罪于农业社和萧长春，并指责如实写了这个细节的作家浩然是希特勒那样冷酷的“魔鬼”， 真让人无话可说。不知怎的，我脑子里忽然就冒出了小时候读过的一部外国小说的一句台词：“您总得讲一次理吧？”

　　马老四吃野菜是怎么回事，《艳阳天》第一部第40章中写得清清楚楚，而且格外动人。大凡稍有一点情商、良知与思想觉悟的人，都不能不为之感动，感动于马老四的高尚情怀，感动于那个时代水乳交融的干群关系。这个全然不是S先生所说的那样。指责浩然让农民“吃草”，更是典型的无稽之谈。有些知识分子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呆久了，已经弄得分不清麦苗与韭菜、野菜和野草了。浩然是逝去了，不能出来讲话了，但幸亏《艳阳天》如今还活着，2005年还在再版，要不然，有那么一天，我们的后人会像今天的文学史家考证写了《金瓶梅》的那个“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一样，还要考证一番当初马老四吃的究竟是什么。这样的考证，没准还能成就一批“艳学家”呢。

　　浩然秉承现实主义文学的原则，既直面农民的疾苦，又善于挖掘他们高洁的情怀和人性光辉，如实写了一个模范饲养员为顾全大局曾瞒着干部吃野菜，却被扣上了一顶“冷酷”的帽子，斥之为“希特勒”。照此推理，那让恶狼吃了祥林嫂儿子阿毛的鲁迅先生冷酷不冷酷？让杨白劳在除夕之夜喝卤水自杀的贺敬之、丁毅冷酷不冷酷？让辛劳一生的赵玉林（“赵光腚”）穷得全家只有一条裤子的周立波冷酷不冷酷？让志愿军在冰天雪地的防空洞里无怨无悔地吃雪的魏巍冷酷不冷酷？让自幼投身革命、战功卓著的保尔·柯察金最终落个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冷酷不冷酷？还有那个农民的儿子梁生宝，从小逃荒要饭 ，好不容易盼到翻身解放，要搞互助组合作社奔社会主义了，出那么远的门为大家买稻种，却连5分钱一碗的汤面也舍不得吃饱，2毛钱一晚的大通铺旅店也舍不得住，自带着被窝卷在火车站僻陋漆黑的票房砖墁地上躺了一夜，还美滋滋地想：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就是享乐。柳青这样写，冷酷不冷酷？这些作家，都是“希特勒”？

　　S先生指责浩然“冷酷”的另一个根据是，“萧长春的儿子失踪了，萧长春竟然自己不去找，而且，也不让邻居帮他找。说什么，我们不上阶级敌人的当。”读过《艳阳天》的人都知道，小石头失踪与被害，是小说《艳阳天》情节发展和矛盾冲突的一个高潮。在农业社经过广大社员艰苦奋斗（像马老四，吃着野菜，勒紧裤腰带拼命干）终于赢得了受灾后第一个大丰收，而堆积在场上的麦跺被大雨淋湿，如不立即拆跺、晒场、打场，全村一年的劳动成果就要烂掉的火烧眉毛的当口（这个，某些只会吃白面水饺而不知割麦、打场、“争秋夺麦”是咋回事的“秀才”们，可能又是搞不懂的），坏人害死萧长春的儿子，本来就是一个阴谋。如果萧长春放任集体的几万或几十万斤小麦烂掉，而依仗支书的特权让全村群众都去给他们家找孩子，恰恰会中了坏人的奸计。民以食为天，那些粮食是东山坞百姓的生命线。失去了它，马老四那样的贫苦农民就要继续吃野菜，甚至逃荒要饭，农业社也会被搞垮。萧长春忍着丧子之痛，以压不跨、吓不倒的毅力和硬骨头精神，做出那样的抉择，正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大仁大义，体现了一个真正男子汉的大情大爱。萧长春组织带领社员们打麦子，同时也安排了两个治安员调查孩子失踪一案，必要时向公安机关报案。这种做法有什么不对吗？要说“冷酷”，那么，毛岸英从小跟着母亲坐牢，母亲被杀害后他带着弟弟岸青在旧上海的街头颠沛流离，受尽了人间的苦难，刚刚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安稳的日子还没过几天，作为父亲的毛泽东就把新婚燕尔的儿子送到炮火连天的朝鲜战场，结果，毛岸英连个子嗣都未能留下就被帝国主义的汽油弹活活烧死。是毛泽东冷酷吗？燕雀是理解不了雄鹰博大的胸怀的。

　　其实，《艳阳天》中小石头失踪被害一案的描写，是小说中非常出彩的一部分。如小说第三部第121章，写萧长春忙完一天的工作，晚上回到自己的小屋，端详着那个小石头枕了6年的沾着油泥的红市布小枕头，“他仿佛闻到一股奶水的香味儿，闻到一股子幼稚的、像刚出土的嫩苗那种气息。刚强的硬汉子，这会儿再也压不住他那激动、沉痛的感情了，就像闸门挡不住洪水那样，烫脸的热泪，从他的眼睛里涌了出来。”在这个当口，焦淑红默默地走了进来，一对有情人相顾无言，内心翻滚着汹涌的波澜。这段描写，无疑是共和国17年文学中最为感人的经典片段之一。这催人泪下的笔触，既显示了作家洞悉灵魂的艺术功力，也充分说明浩然是一个情商很高的人。

　　浩然是不是“希特勒”，历史自有公论，读者自能明鉴，本无须我饶舌。但类似S先生这种行文方式，在文艺界、评论界，却也似曾相识，许多人都领教过，值得引起注意。这既有政治立场的因素，也有思想方法的因素，同时也是一个治学态度的问题。在某些时候，和作者的性情、人品、学养与修为也不无关系。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大都经历过政治的风霜雨雪的，有的还历尽磨难，饱受摧残，甚至罹难。我想，这除去更基本的一些原因之外，知识分子群体的不够自重自爱，不能以一颗宽厚仁爱之心善待自己的同类，而热衷于搞文人相轻的“窝里斗”也是原因之一吧？ 比如老舍先生，文革中，中央高层没有任何人点名说他有严重问题，需要打倒，相反，作为统战对象，他是受保护的。北京文联以养病为由将他安排在医院，避开暴烈失控的群众运动，以防不测。但老舍先生性情耿直，不听浩然劝告，执意要求出院参加运动。结果，他受到了批斗。即使这样，如果不是北京文联那位以写工业题材闻名的女作家跳出来以“崇洋媚外”的罪名揭发老舍，煽动革命激情有余而理性不足的红卫兵（大都是一些涉世不深的中学生）对老舍拳脚相加，老舍先生大约也不至于投水自杀。试想，假如当时也跳出一名作家，厉声揭发浩然“像希特勒一样冷酷无情”，“竟让贫下中农吃草”，“蓄意为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抹黑”，那么，浩然的下场，会比老舍好吗？

　　历史是需要反思的，沉重的教训更是弥足记取。当浩然那样朴实厚道的人都成了“希特勒”时，文人骚客们须格外小心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因了你的某篇文字，你就成了东条英机、谷寿夫，抑或是商纣王与隋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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