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光大道》的一封信
浩然
我昨日中午从乡间回京会客人，才收见你们的“讨论稿”。
在你们的著述定稿印行之前，能把评述我的部分样稿给我看看，很有感慨。说明你们对事业的严肃认真，对作家不论是褒扬的，还是贬抑的，都热情负责。于是，我诚恳地谢谢你们，并一改近几年对此类事漠然态度，晚上返乡，不顾疲劳，把样稿看过；为赶上你们“五月二十五日前寄回”的规定，早晨爬起，就急忙写这封短信，立刻到邮局发出。请查收。
我看这样稿的原则：只管史实，不问评价。所以我只在样稿上勾掉一个属于选本的书名，添上几个可以列入的书名；把“肖”字改正为“萧”字，在“抢仓”一词中加个“粮”字。不知妥否？
另外，文中给我几部作品政治定性方面，牵扯到一些客观的历史的事实，拣几个容易说清楚的问题，直率地列在下边，仅供参考。
一、《金光大道》这部长篇小说，早在五十年代就写过大纲，文化大革命前写出草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谢思洁同志翻阅过，至今我还保存一部分原稿，“高大泉”等人名和书名，都是当时拟定的。一九七○年我开始写王国福的传记长篇，次年五月，因《人民日报》发出不准写真人真事的禁令，才把旧稿《金光大道》翻出，企图把王国福的事迹溶入。已出版的一、二两部，只有“引子”是以王国福为“模特”的，其余均系旧稿修改而成。
《金光大道》所描写的生活情景和人物，都是我亲自从五十年代现实生活中吸取的，都是当时农村中发生过的真实情况。今天可以评价我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的高与低、深与浅，乃至正与误，但不能说它们是假的。土改后的农民大多数还活着，他们可以证明：那时候的农民是不是像《金光大道》里所描写的那样走过来的？当时的中央文件、几次的关于互助合作问题决议，也会说话：当时我们党是不是指挥高大泉、朱铁汉、周忠、刘祥，包括作者我，象《金光大道》所表现的那样，跟张金发、王友清、谷新民、小算盘等在做斗争中发展集体经济的，而且做得虔诚？今天，评论家可以说那时的做法错了，但不能说“作者根据先验的‘路线出发’、‘三突出’等模式”编造的假东西。
二、因种种原因，其中既包括作品本身含有的缺点和错误，也包括刚刚粉碎“四人帮”，左了多年的文艺之车的“惯性”和“派性”，《西沙儿女》受到一些地方报刊的批判。但党中央的《人民日报》和《红旗》并没有表态，我所在单位的党组织从来没有给我的《西沙儿女》作过“适应‘四人帮’反动政治需要”而创作的结论；事实上并非如此。这也属于政治定性，超出了学术问题，望修改时慎重落笔。
三、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没见到包括地方在内的报刊上，有过对《金光大道》的批评文章，样稿上用“上述作品受到严正批评”这样的概括词欠妥。
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和以前北京大学的《当代文学概观》上，对《金光大道》有类似样稿的评语。要知道，那两本书，是在我们这伙吃了苦头、走过来的文化人，想抖落掉极左的裹脚条子，而弯折的脚趾头还没有能伸开的神态下写出的，掺杂着许多极左惯性的东西和自由化的东西。他们出书前没有给我看，后来听说，自己花钱从书店买到一本“初稿”，在一位日本朋友处看一眼“概观”。你们这本《中国当代文学》，只要是经过慎重负责任的分析研究，是独立思考的，而不是人云亦云的，对《金光大道》得出个更彻底的否定结论，我都不会反感。
另外，一九八一年由美国友人韩丁的女儿卡玛和汉学专家柯临清翻译的《金光大道》，已经跟英文读者见面。日本一九七四年翻译出版了《金光大道》第一部，翻译者正译第二部。前者是由我们国家外文局出版，向国外发行的。这也应当是《中国当代文学》适当注意的情况吧？
中国当代文学史本来就难写，下边的第三集，必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则更难写。有人说当时的中国只剩下“一个作家，八个样板戏”，《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说，《金光大道》“在读者中造成不好的影响”“尤甚”。对于怎么就剩下一个作家，他的作品怎样会造成的坏影响，象那样一笔带过，只有空帽子一顶，这“史”就失掉了不小的价值。读者关心，青年一代应该知晓，作者本人没死，还想在正派的文学理论家和史学家们帮助下，总结经验教训，在新时期写出对祖国文学事业发展有益的作品来，多么希望看到公正的、说理的论述呀！
几乎是未加多少思索地写了以上这些话，主观上想以热情负责对待你们的热情负责。可惜我的水平低，最近又害高血压病，不仅思考问题困难，写字也不方便，字迹十分潦草。这一切，均请各位原谅。也希望对我欠妥的看法给予批评。
这是浩然1982年5月22日写给《中国当代文学》编写组的信。此信与另外两篇文稿以《关于〈艳阳天〉与〈金光大道〉的通讯与谈话》为总题，曾在报刊发表，并收入《小说创作经验谈》《浩然研究专集》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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