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然的作品教人学好
刘国震
《中国少年报》，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报纸，至今仍留有美好的印象。记得它的报头是毛泽东主席题写的，字迹潇洒而大气。报头的下面，每期还印着这样一行小字：“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而奋斗！”报纸是四开小报，生动活泼，文图并茂，套色印刷（单色彩印），有时还根据季节的变化而选用不同的颜色，比如，春天到了，就套绿色，很受小读者的青睐。我生在农村，能读到的课外读物少得可怜，也订不起报纸，偶尔得到几张，便读得如饥似渴，如享用一道难得的精神大餐。
大约在1980年春或夏，当教师的父亲回家时拿回一张《中国少年报》，在这期报纸的副刊上，我读到一篇短篇小说《两个“电影迷”》，文中还配有插图，是那两个迷电影的农村女孩小桃子和安培敏。小说标题下的署名是浩然。从此，我记住了中国有一名儿童文学作家，名叫浩然。
其实，在此之前的几年里，我就看过浩然的一些作品。比如中篇小说《西沙儿女/正气篇》，短篇小说集《春歌集》，连环画《金光大道》（第一册）、《艳阳天》、《赶猪记》、《铺满阳光的路》、《一担水》、《欢乐的海》等。只是那时，还不太留意作者的名字，即使留意了，对作者的情况也一无所知。在70年代，出版物上是不会印上“作者简介”的，更不会印上作者的照片。现在不同了，前几年我偶尔见到某县一位领导的“文集”，里面不仅有这位领导的几十幅照片（包括一些和各界名流以及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和小传，还有他们家“四世同堂”的全家福，这位领导的诸多“国家级”的获奖证书以及被授予“世界名人”荣誉称号的证书也被拍成照片穿插在书内。显然，人家出书的目的不是为了给读者提供精神食粮，而是借此机会“光宗耀祖”一把，“永垂不朽”一回。这等做法，若放在五十年代或六七十年代，可能会被认为有“抑郁症”，需要由某地警方将其四肢绑在床上，进行“精神治疗”。
2002年5月，我赴河北三河市拜访浩然，提及小时候看过根据他的小说改编的小人书《赶猪记》，浩然老师仰头大笑。《赶猪记》是他1973年4月写的一篇儿童题材短篇小说，最初发表于《天津文艺》1973年第3期，1974年5月被改编为连环画册由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一本小时候看过的小人书，让人近30年后仍记忆犹新，也许这使浩然受到触动，他随手拉开他的写字台抽屉，拿出三部书签名赠给我。这三本书，分别是《浩然儿童故事选》、《浩然儿童小说选》、《大肚子蝈蝈》，全是儿童文学。
浩然以反映社会历史风云的农村题材小说驰名中外，同时，也把为少年儿童创作精神食粮，当作自己分内的事来做，几十年如一日，未曾懈怠。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樊发稼说：“许多当代著名作家是从写儿童文学起步，一旦成名，就不再染指被轻视为‘小儿科’的儿童文学。但热爱祖国下一代的浩然，在从事成人文学创作之余，一直不忘为孩子写作，成为中国罕有的既写成人文学又写儿童文学，并卓有成就的‘两栖作家’。”（ 樊发稼《 浩然的快乐与苦闷》）浩然的儿童文学创作，始于60年代初。据他回忆：“一九六一年，我跟随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的一位负责同志，到八达岭的机关农场参加劳动。在那儿，听当地老乡和一个农民出身的司机讲了几个孩子们的有趣故事，勾起了我的稚气情感和创作欲望。我就利用晚上的时间，把听来的故事和自己以往积累的一些类似素材，编织在一起，草拟出一篇名为《山洞》的小说。意外的是，这篇东西在征求意见的时候，就得到了文艺界同志的鼓励和孩子们的喜欢。于是我接着给《中国少年报》写了一篇名叫《荣荣》的儿童故事。”（《浩然儿童故事选·后记》）《荣荣》发表后，在社会上特别是少年儿童中引起的强烈反响，是浩然始料未及的。浩然当时收到了全国各地许多小读者的来信，倾诉他们看了荣荣的故事如何感动，怎样得到教育，还纷纷表示要向荣荣学习，当一名热爱集体、爱护弟弟妹妹的好孩子。有的农村小学校少先队，还开展了“向好孩子荣荣学习”的活动。这使浩然深受触动。从此，他更加自觉地为少年儿童写作，除了文革初期那五年下放劳动、完全停笔外，每年都要为孩子们写一点读物。几十年来，浩然先后出版了《小河流水》、《“小管家”任少正》、《翠绿色的夏天》、《幼苗集》、《丁香》、《弟弟变成了小白兔》、《大肚子蝈蝈》等18部儿童小说、故事集，出版了《欢乐的海》、《小猎手》、《勇敢的草原》、《七岁象嫩芽一样》等儿童题材中篇小说。他的《大肚子蝈蝈》荣获共青团中央、中国文联、教育部等6家单位联合主办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奖二等奖(1954—1979年），并被选入冰心、樊发稼主编的《1949—1999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精选·儿童文学卷》。他晚年创作出版了三部自传体长篇小说，其中写童年和少年时代生活的《乐土》、《活泉》，也属儿童文学。他的作品描绘了新中国的少年儿童热爱农村、热爱集体、热爱学习、热爱劳动、助人为乐的共产主义思想品质和道德风尚，以及勇敢、机智、勤俭、朴素的精神风貌，在青少年中有深远的影响。作家王道生说：“对于‘四人帮’我是怀有深仇大恨永志不忘的。但是，对于所谓江青的‘大红人’———浩然，我却一直恨不起来。说老实话，在当时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都很喜爱他，不为别的，只为他写的小说。他的书一版再版，发行上千万册，他的读者和听众包括工、农、商、学、兵、男、女、老、少、外(国人)数以亿计。读他的小说、听他的书并没有领导组织划考勤，那是老百姓真真切切自发自愿的行动。这是为什么?在我看来，他的绝大多数作品所反映的生活，是中国农民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不仅读得明白，而且感到亲切自然；他所刻画的人物是农民们身边的人物，读着不仅感到熟悉，而且觉得生动鲜活；他所讲述的故事勾魂摄魄，曲折动人，不仅能满足人们对美的赏悦和追求的欲望，而且健康、正派，激励人们进步向上，不会污染社会风气、引发青少年犯罪。一句话，他的作品为最广大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王道生《我所认识的浩然》）我收藏有一本根据浩然小说编绘的连环画《铺满阳光的路》，这本连环画，1975年印刷发行了二百万册。若在今天，这绝对是个“天文数字”。1996年冬，在河北省作协的一次会议上，我与著名评论家陈映实谈及浩然的儿童文学创作，他说：“浩然的儿童小说，都是主旋律，是教育孩子们学好的。”
浩然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从不讳言文艺作品的宣传功能与教化作用。他说：“我写作儿童小说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给儿童少年提供点‘学好’的材料。” （《浩然儿童小说选·后记》）“中国的儿童有几亿，今天的儿童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品德，未来的国家就会是个什么样的面貌。通过文学艺术作品去哺育孩子们的美好的心灵，让他们能够成为无产阶级的优秀接班人，这是多么神圣的使命呀！一个作家的作品，如果能够在自己的祖国儿童一代的心田里扎下根子，伴随儿童们长大成人，那将是他艺术生命实实在在的延续，是他辛勤劳动的最高报酬，是他事业上的最可珍贵的成功！”（浩然：《多给农村的孩子写点书》）
浩然是一个成功者。2008年2月20日，他走完了自己辛勤耕耘的一生。在他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一名读者写在签名簿上的一句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您影响了我的整个青少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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