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云雷：新视野中的“延安文艺”

     很高兴来参加《延安文艺史》出版座谈会，首先对这部书的出版表示祝贺。这部著作对“延安文艺”做了详尽细致的梳理，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不仅具有历史与理论的价值，而且具有现实和实践的启发。对于这部书，我还在学习与研究之中，在这里我主要想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谈谈对“延安文艺”的认识与理解，以就教于各位前辈与专家。

    首先，“延安文艺”的世界意义。我认为“延安文艺”不仅在中国文艺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具有重要价值。我们一般在中国文艺史的范围内来研究“延安文艺”，尚缺乏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缺乏在世界范围内对其价值与独特性的阐释。我们知道，1930年代是一个“红色的30年代”，各个国家的文艺与思潮都趋向“左翼”，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发展的。但是伴随着世界局势的变化，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左翼文艺运动都遭到了挫折与失败，美国、日本、欧洲都是这样，而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在转入苏区特别是在进入延安之后，却有了一个新的发展与深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延安文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其他国家的左翼文艺运动只有失败的经验，只有我们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有胜利的经验，这一胜利使中国的左翼文艺与其他国家的左翼文艺乃至整体上的“文艺”不同。比如，我们可以追问，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为什么能够胜利？这当然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胜利密不可分，不过这只是粗略的描述，还需要做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同时，正因为我们的左翼文艺运动是胜利的，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独特经验，所以在理论与实践上我们也会遇到或提出新的命题，比如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问题，比如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的道路与世界观改造的问题，比如文艺为什么人以及如何“ 为什么人”的问题，比如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左翼文艺运动失败的国家是无法提出或者来不及提出的，而在中国，不仅提出了这些命题，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上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尽管其中也有可反思之处，但总体上却是对世界文艺的一大贡献。

    在20世纪的西方国家，有不少文艺思潮，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有“迷惘的一代”有“愤怒的青年”，有“垮掉的一代”等，这些文艺思潮都可以看作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现实的审美批判，而不像国内一些人认为的仅仅是一种“时髦”，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这些纷纭复杂的文艺思潮中，甚至在西方米兰的足球俱乐部中，也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其“精英化”，他们只是在知识分子与学术圈中，或者只是在话语层面与校园政治中进行“美学的反抗”，而没有扩展到现实层面，也没有与大众结合起来，有的甚至对大众的审美方式与审美趣味持一种鄙视的态度，这可以说是西方左翼文艺运动失败的结果，也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将 “延安文艺”与之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正是在与人民大众结合的过程之中，“文艺”不仅改变了中国与世界，而且改变了自身，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人民文艺”，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与总结的经验。

    其次，“延安文艺”的历史价值。讨论“延安文艺”的价值，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展开。第一个方面，“延安文艺”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地位。“延安文艺” 在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与建国后的“十七年文艺”之间，处于一种承前启后的位置。我们可以看到，19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并不成熟，这表现在理论建设的不足，缺乏创作实绩，文艺批评的方法与态度较为生硬等等，可以说正是在进入延安之后，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才逐渐成熟起来，开始将米兰的足球俱乐部文艺理论中国化，并在与抗战现实的结合中，在与大众的结合之中，在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发展出了“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造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的“新文化”。而“十七年文艺”可以说直接继承了“延安文艺”的传统，并将之扩展到全国范围内，如果将“十七年文艺”与“延安文艺”做一下比较，可以发现它们也有所不同，“十七年文艺”继承了“延安文艺”开辟的“人民文艺”的道路，但是此时的“人民文艺”有双重属性，它是一种“为人民”的文艺，同时也是一种带有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文艺，在具有文化领导权的同时也具有“政治领导权”，因而既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也因为滥用了“政治领导权”而造成了一定的损害，比如一些激烈的批判运动等。而在“延安文艺”时期，尽管有一些批评与运动，但大多是温和的、细致的。如果要总结左翼文艺或“人民文艺”的成功经验，无疑“延安文艺”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第二个方面，“延安文艺”在中国新文艺中的位置。晚清以来，传统的中国文艺及其体制逐渐瓦解，五四之后，以西方文艺为参照发展起了“中国现代文艺”或者“ 中国新文艺”。但“新文艺”因为是“横向的移植”，缺乏本土的资源与基础，一直未能解决如何突破知识分子的小圈子而为更广大的民众接受的问题。作为“新文艺”一脉的“左翼文艺”也面临着这一问题，但在进入延安之后，在与现实与民众的结合中走向了一条“中国化”的道路。如果我们将延安时期开创的“人民文艺 ”，与其他时期、其他派别的文艺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人民文艺”既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古典文艺，也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任何一种文艺思潮与作品，是最切近中国经验而又最适应中国民众的审美趣味的，完全是一种新的创造。比如我们可以拿19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做比较，“新时期文学”流派纷纭、新潮迭出，但就其创作实绩来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作家模仿了哪个外国作家，那个作家模仿了哪个外国作家，“模仿”甚至成为了一时之风气，“言必称希腊”也成了一种时髦，但却很少有作家创作出不同于任何西方国家作家，也不同于中国新文学作家的“新作品”。模仿是没有出息的，也不会得到广泛的承认，而中国文艺将来要有大的发展，也必须在继承古典文艺、外国文艺的基础上，在与现实与民众的结合中走一条“中国化”的道路，在这方面，“延安文艺”的成功经验无疑值得汲取。

    再次，“延安文艺”的现实启迪。“延安文艺”不仅有世界意义与历史价值，而且对我们当前的文艺也有重要的启发价值，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注重“民族化”或“中国化”，另一个是关注现实，关注“人民”或“底层”。

    我们知道，去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已经受到了深刻的质疑，左翼思潮在世界范围内重新抬头，而这在最近的文艺领域也有反映。在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发表80年后，重新成为畅销书，为青年人所爱读；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文艺上经受过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冲击，现在“新现实主义”成为新一代作家的自觉追求，而这也伴随着对苏联与苏联文艺史的重新认识与评价；墨西哥的萨帕塔运动，既是一种原住民的解放运动，也是一种新的左翼文化运动；丹麦的dogma电影运动，既是电影美学的一次革命，也在对现实的关注中凝聚了批判的力量与变革的吁求；英国导演肯·洛奇40年如一日对社会主义与劳工问题的关注，及其近年来在世界影坛的巨大影响，等等。

    在我们国内，新世纪以来的文艺思潮也有一个“底层”转向，在文学、电影、电视剧、摄影、美术乃至流行歌曲等诸多领域，“底层”都成了为人关注的对象，这可以说是“人民文艺”在新世纪的继承与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延安文艺所开创的“人民文艺”并不只是历史，而是一种现实。而我们也只有深刻地认识并总结“延安文艺”的经验及其不足，才能使今天的文艺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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