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震
我读小学时，没有课外书读，一次从一个同学家里借了一本厚厚的《虹南作战史》。但刚刚读了正文前的“引子”，就再也没有兴趣读下去了。文革结束后编写的当代文学史说，《虹南作战史》这部小说，很少有人能够卒读。这个评价，大体恰当。但同样是写合作化运动的，同样是写了“路线斗争”这种今天犯忌讳（但并不是不存在）的内容，同样是写作和出版于文革时期而被当时的意识形态所接受和重视的作品，浩然的小说，如《金光大道》等，完全是另一种境界。《金光大道》能给人以文学艺术的滋养和农村真实生活与风情的感染，能让人记住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人物，如“正面”的高大泉、吕瑞芬、朱铁汉、刘祥，“反面”的张金发、冯少怀，“中间人物”小算盘秦富和滚刀肉张金寿等，《虹南作战史》则不能。《虹南作战史》是从既定概念出发、秉承某些高层人物旨意的制作，因缺乏生活而苍白、空洞。《金光大道》则是从生活出发的，浩然又具有深厚的农村生活积累，这就使这部作品具有了真实性与感染力。据浩然的儿子梁秋川回忆，70年代中期，他跟父亲在北京市密云县过暑假，恰巧电影《金光大道》在县城试映以听取意见，他便和父亲一起，悄悄坐到影院里与观众一起观看。观众中有不少是当地的农民。影片放映中间，突然观众一阵骚动，原来，一名老人观看时过于激动，喊了一声“就是这个样子的！”，心脏病突发，被送往医院抢救。在文革结束后，《金光大道》受到一些人责难、非议时，浩然依然认为这部作品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生活，对它的生命力充满信心，大概也与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有关。
90年代浩然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他在文革时期于国于民是有贡献的，大概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很简单，如果当时中国没有浩然这“一个作家”，没有《金光大道》和《杨柳风》《西沙儿女》等，国人就只能硬着头皮“享用”《虹南作战史》之类的东西了。
如果当年我借阅的不是《虹南作战史》，而能有幸借到一部《金光大道》《艳阳天》或《杨柳风》《幼苗集》之类，我想，我今天的写作能力和文笔，应该比现在更好一些。或者说，成绩应该比现在大一些。
历史记住了浩然和《金光大道》，而没有记住在当时同样受到推崇的《虹南作战史》、《牛洋田》之类，这里面的奥妙是值得研究的。近30年来，非议《金光大道》的噪音一直未断，却极少有人抨击那个时代真正的文字赝品《虹南作战史》之类。为什么？大约人们早就把它们遗忘了，或根本就不曾对它们有什么记忆。
注：《虹南作战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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