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浩然不可以批评？

 

刘国震

 

  
    《威海，我们为浩然而来》在河北公安网警民博客圈发出后，网站和《燕赵警视》杂志的贾永华主编留言说：“浩然从人品上说是个好人，我绝对相信这一点！从文学成就上也绝对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他确实不是完人。当然，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还是不要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
     我赞同她的意见。这个评语，我想是能够经受住历史检验的。
     一些人对浩然的揪住不放的责难与批判，其实就是苛求他必须是完人，却全然忽视了，他们自己就不是完人，他们自己在人品、艺术成就和社会影响上可能还远远不及浩然，也似乎不懂得，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完人，也不可能存在完人。    浩然是可以批评的，但这种批评必须是实事求是的，摆事实讲道理的，同时“不要脱离当时的历史环境”的。我们可以批评他的缺点与不足，但不应贬低他的长处与贡献，更不应全盘否定。这是我一贯的立场。
    有些人对浩然的批评是非文学的，非学术的，这与他们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人生追求有关系。比如，让重操旧业的冯少怀们赞扬和喜爱浩然，可能吗？   

   同时也必须看到，还有一种对浩然的批判与否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完全是仇视社会主义的敌对势力的别有用心的污蔑。对这些人，他们对浩然的批判与否定越是激烈，就越证明浩然的正确与重要，这恰恰是浩然的光荣！
   我写过一些赞扬浩然的文章，但我维护的是他的成就与美德，我不曾赞扬过他的缺点与失误；我写过不少为浩然仗义执言的文章，但我批驳的是那些对浩然的污蔑与诋毁，我未曾反对过对浩然的实事求是的批评。
   “否定浩然的实质在于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否定建国以来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对我的这个观点，作家萧含有不同的意见。他说：浩然只是一个作家，哪怕他再有成就，也无法代表“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更不能代表“建国以来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浩然是可以批评的。批评浩然，谈论他的时代局限性，没有什么不可以。我也喜欢《艳阳天》，但我也知道这部书的局限性与缺陷。谁也不是完美的。浩然也一样。萧含兄的这些话，孤立地看，就话论话，并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当这些话用来作为对我的批评时，就失去了针对性。如果认真地阅读了我有关浩然的诸多文字，就可以判知，他对我的批评是建立在误会的基础之上的。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说过浩然不能批评，更没有说过浩然是完美无缺的。我这里使用的“否定浩然”这个概念，是有特定含义的，绝不是指实事求是的、正常的文艺批评，不是指对浩然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存在不足以及历史局限性的分析与批评。这种正常的文艺批评，不能叫“否定浩然”。事实上，指出浩然作品的某些不足，即使在浩然最受推崇和重视的70年代中期（也可以用“文革时期”这个概念），也是常有的、正常的，这一点，浏览一下那个年代的重要报刊，阅读一下当时媒体对《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杨柳风》等的评论，就可以得到印证。那个年代，还没有“红包评论”，更不需要商业炒作以求多赚点版税（文革时期取消了稿费制度），即使对当时“大红大紫”“独霸文坛”（有人这样指责浩然）的浩然，写评论说好也指出不足，没有一味赞扬，吹个天花乱坠的。   

   我说“否定浩然的实质在于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全面否定建国以来前30年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成就。”是有充分的事实依据的。有的人就是这样从政治上对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进行全盘否定的，这样的文章或言论，是在报刊和网络公开发表过的，我们怎能视而不见呢。有人否定浩然，不是否定浩然的文学（否定他的“文学”，即使浩然的反对者们，也意识到太难了），而是全盘否定浩然作品背后的政治，否定浩然作品所蕴含的、一以贯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站在“精英”的立场上排斥大众文化。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或看到了有意回避，不敢面对，那就不仅不是一个成的熟评论家，更不能算一个合格的共产党人，或一个尊重历史的、有良知有正义感的公民。   

   《金光大道》是迄今唯一的一部完整地艺术地再现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长篇小说，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现在一些人对这部作品的全盘否定，是从政治上划线，实质上是搞比文革时期还要“左”得多的“政治标准唯一”（文革时期，也只是强调评价文艺作品“政治标准第一”）。这是事实。那个反对国家保护耕地、自称50年代“被正确地划为右派”的某位专家，他会赞扬《金光大道》吗？不会的！无论你写得多么生动优美，把人物塑造得多么栩栩如生，他也不会喜欢的。因为他反对这部作品所蕴含的思想，反对作品所表现的主题——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文革刚结束时的70年代末，到“走进新时代”的当下，否定浩然的波澜几乎一刻都没有停息过。但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对浩然的不同方式、不同用语的否定做一比较，是颇为耐人寻味的。70年代末，共产党的威望和凝聚力如日中天，谁被指控为“反党”，就很有可能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一家老小都抬不起头来。正如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所说：“被国民党杀头没什么，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于是，浩然的《西沙儿女.》、《百花川》就被某些地方报刊扣上了“利用小说反党”的大帽子。而当下，某些自命清高、不可一世的“文化精英”，在各类传媒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甚至非常露骨地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砍几刀，不但没有什么风险，甚至还会受到追捧与赏识，于是，他们对浩然的否定也就“与时俱进”地调整了策略：由早期的指责浩然“反党”，变为当下的诅咒浩然是“共产党的御用文人”、“党文化的集大成”者。某些人不是把浩然“写农民、为农民写”的追求讥讽为“写农民、为党写”吗？
   谁说浩然不可以批评？但，如此这般的“批评”，很流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