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并未如最初承诺的那样取消掉社会等级制(通过解码，冲破一切辖域化的阻隔)，而是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都被割裂的情况下，形成了更加复杂和精妙的等级制(再辖域化)。如果说在过去，等级制中的等级是清晰的和可以被观察和统计的，那么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根据人和物(包括被符号化的人的躯体、表情、动作等自然人的特征)之间的关系，人和人之间形成了更多的等级，而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分裂也就加剧了。正如“占领华尔街”的口号：“我们每个人都是领袖”，每个资本主义的个人都认为自己是“言说的主体”，但事实上，资产阶级作为群体才是资本主义世界真正的“言说的主体”，而其他个体，要么是传播“言说主体”的精神——资本主义公理的传声筒，要么是接收者和履行者，他们都毫无例外地成为了陈述“言说的主体”思想的工具——“陈述的主体”。于是资本主义在实现了对封建国家机器的充分解码之后，又走向新的辖域化和固化。
资产阶级一方面用法律和规则等限制反对力量;另一方面以自由主义的核心——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等意识形态使群体分裂、个体之间对立，从而消解反对力量。资本主义尤其是善用后一种方法来控制群体。当群体中的每个人都被灌输了个人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观念，就会主动放弃和忘记作为被压迫者求得生存的唯一途径——联合起来斗争，而陷入到对自我成功的虚荣的幻想当中，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割裂了与他人的联系，成为孤立的，容易被控制的个体。
于是我们看到，当下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似乎已经是当代流行文化的主流了。在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割裂和对立无法解除而且越来越被强化的情况下，这种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必然走向它的极致——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作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延续，在电影中体现出来的则是个人主义的表现欲与强烈的自由解放的思想的混合。《黑客帝国》最后尼奥对母体说：“我不知道未来，我来这里不是告诉你们一切将怎么结束，我是来告诉你们，一切将怎样开始……”可是，接下来，沃卓斯基兄弟的《V字仇杀队》给我们呈现出了怎样的一种开始呢?
在这部影片中，V作为反极权政府的革命者，成立了一个秘密地下组织(不过这个组织似乎只有他一个人)。他偶然间救了一个陌生女子艾薇，并带她去观赏他摧毁伦敦国会大楼时犹如烟花般灿烂的革命的火焰，为了达到目标，他将艾薇改造成女战士，最后他在消灭总统的过程中受伤，然后将革命的任务交给了艾薇。导演沃卓斯基兄弟的这部影片和他们的上一部影片《黑客帝国》相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一些问题。《黑客帝国》通过“母体”这个情节的设置，寓意了未来针对意识形态的斗争，而《V字仇杀队》则将矛头完全指向所谓的极权政府(严格地说，就是总统本人)，斗争的目标从资本主义公理转移到具体的、同时又是虚幻的政府，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包括总统等都不过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影片舍弃主体，而攻击工具本身，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认识上的倒退。不过当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解放愿望不以消灭私有制为前提的情况下，就只能走向越来越虚无的无政府主义。
影片中V寄给每个家庭每人一套他的面具和披风，在V死后，人们走上街，都穿着V的披风，带着他的面具。他们似乎是自发地朝总统府冲过去，警察呆立在那儿，没有开枪。但是接下来呢?影片在这里戛然而止。事实上，影片也只有在这里截止，因为“未来通向哪儿?”这个问题是V这种孤胆英雄所不能给予答案的，甚至“现在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也是毫无解决方案的，因此即使是在想象中，这种非组织化的行动的结果都只能是无疾而终。
《V字仇杀队》最后反抗者都戴上了V的面具，默默包围了总统府，这个情节既是一种个人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的体现(人们都作为V的装束下的沉默的一员来完成V的愿望，作为领袖的V到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神化的存在)，也就带有法西斯主义的色彩了：领袖的神秘感，不容质疑的权威，追随者的绝对顺从。当然更明显的仍然是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幻想性的激进。但无论怎么去理解，《V字仇杀队》不仅是对等级观念的再生产和加强，而且还是返回到了一个过去的点上展开的幻想。V的面具叫“盖伊面具”，是英国民众为了纪念英国17世纪初一位反政府人士盖伊•福克斯而在每个游行示威活动期间都会出售的商品。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的一段话：“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1]这当然是一种表演，正如这次占领行动中，在欧洲和美国都不断出现的这种带着V面具的游行者的表演一样。
无政府主义并不关注实践的过程和在这个过程中无数可能产生的方向的改变或者性质的转变，它只指向唯一的“目标”——消灭国家。由于国家机器的等级制产生了生产和行政的集中，无政府主义者就希望将这些集中制也一同消灭掉。然而“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2]，无政府主义越是站在国家机器的绝对反面，就越是暴露出它与作为它所反对的等级制国家机器之间所具有的同构性。因为“相反”与“相同”都是以“同一”作为模仿范型的概念，只有以“不同”(“绝对差异”)作为范型的时候，真正的抛开了二元论的实践才得以展开。无产阶级革命和无政府主义共同反对的是等级制、目的论的国家机器(树-根模式)，而真正应当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与之不同的、由维度或运动方向构成的、非目的论的块茎模式。但德勒兹强调，这两种模式并不是要形成新的二元对立，因为运河-块茎模式关注的是历史性的“永远延长、断裂、再重新开始的过程”[3]本身，而不是某个先验的目的，因此它不是简单地反对或者认同国家机器(树-根模式)，而是投身于运动之中。这不由得让我们又联想起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4]这个过程是怎样的呢?展开一张地图，一个空间，拆解原有的内在结构，然后将所有的元素重新组合，在组合从而生成的基础上继续拆解和重新组合……在这个无限的过程中，我们才真正经由实践进入“接触的空间”——“小触角或手工接触活动的空间”(游牧的和块茎的平滑空间)，这种阿基米德式的平滑空间有别于国家机器和根-树模式所固定呈现出来的欧几里德的条纹/视觉空间。
德勒兹同时强调“运河-块茎模式”“是一个内在过程，它推翻那个模式，勾勒一张地图，即便构成自身的等级，即便导致一个专制渠道的形成”[5]，正如同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强调的马克思和巴库宁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分歧：一、是否承认消灭国家机器的过程中所必然、必须存在的暂时由无产阶级掌握的“国家的‘暂时的形式’”。在马克思看来，在消灭阶级从而消灭国家机器的过程中，“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的专政一样。”[6]而无政府主义是从等级制的国家机器的树状模式直接走到其反面，以迫不及待的方式去消灭国家机器结构，然而无政府主义正是建立在对国家机器的单纯的反对的基础之上，而反对又正好是建立在认同的基础上!就好比树状结构中的树干反对树根，并试图破坏树根一样，其结果是自身的必然失败和新的树-根重建。于是，无政府主义的失败是可想而知的了。二、是否将“权威”和“集中制”视为绝对化的事物。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认为：“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和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7]因此马克思承认在打碎了旧有的集中制后，掌握了国家机器力量的群体有重新聚合和自愿、自由地统一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形成了“自愿的集中制” 。与之相反，无政府主义者正是由于高度认同于等级制的法则，认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管理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直接将消灭集中制与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等同起来。然而这样一来，他们就自动消除了自身的一切存在的基础和消灭了自身实现目标的一切手段。
无政府主义的可悲就在于，他们表面上提出超越资本主义现实的口号和理想，但实践的手段却又完全依赖于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了典型的“眼高手低”的政治幼稚群体。客观上，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乃至无政府主义都成为了巩固而不是反对资本主义体制的工具。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页。
[2]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7页。
[3][5] 陈永国编、译：《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4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 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12页。
[6]《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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