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献研究室版《毛泽东传》的春秋笔法(二)
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十八日(1966年6月18日——井冈山观心注)，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自行乱斗了四十多人。“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工作组发现后立即加以制止，并“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44〕
二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在干部和群众中，都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赞成这种混乱的局面，公开地或消极地加以抵制。】
这段内容，感觉没什么问题，尤其是引用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原文“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
给人的感觉这次事件是荒唐的。
笔者找到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全文：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
今天(十八日)上午九时至十一时，全体工作队员正在开会的时候，在化学系、生物系、东语系、西语系、中文系、无线电系等单位，先后发生一些乱斗的现象。据我们初步了解的情况，斗了四十多人。在这些被斗的人当中，有重点人，也有些有问题的党团干部和教师，还有两个反动学生。斗争时，发生了在脸上抹黑、戴高帽子、罚跪、少数人被扭打的现象。当时情况比较混乱。
事情发生后，工作组领导小组同志和各系工作组同志，立即赶赴现场，张承先同志在两个斗争地方讲了话，当即得到绝大多数群众支持。十一点以后，情况已缓和下来。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分析，带头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的主要是坏人有意捣乱，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据房产科有个工人反映，十七日晚上，历史系有个学生(姓名待查)给校外打电话说：“明天上午工作组开会(会议是十七日晚十时左右才决定的)，是个好机会。工作组不来，我们斗我们的，工作组来了我们就把他们撵出去。”同时，在斗争时出现一些可疑的现象，据工人王焕同志反映，在三十斋有七个未带校徽，来历不明的人，用电话到处联络，说已斗争过什么人了，现在正斗谁，到十点钟到校办公楼集合等话。还发现有十几个骑自行车的人，到处搜索他们想斗的人，并且把这些被斗的人拉到同一个场合，在一个所谓“斗鬼台”，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在群众中煽风点火。
从几个在乱斗中起主导作用的人物，也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本质：
东语系二年级学生陈应复(团员，家庭出身旧职员)，有流氓习气，有人称他“小阿飞”。运动中不学习，不参加讨论，到处乱窜，今天上午他是“斗鬼台”上的主角，专门把斗争对象拉上台，给被斗人脸上抹黑，戴高帽子，扭打。他自认打了八人，学生反映他打了十几个，还夸耀自己是打鬼英雄，并且耍流氓，摸妇女的乳房，打屁股。
庶务科一赶车工人刘佳宾，国民党员，兵痞，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被俘后，隐蔽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队伍，因贪污判过徒刑，后来到北大。上次社教就表现很坏，到处煽动打击党员，这次运动中打人最凶。几次打人他都带头先下手。
无线电系六年级学生夏林翰(党员)，今天在斗争一个女干部时，撕破她的裤子，摸她的乳房和阴部。另外还在人群中乱摸两个女同学的下身。散会后已由同学把他扭送到校卫队，此人过去就有严重流氓习气，在王府井曾乱摸女人，偷东西，被逮住过，正在留察期间(已宣布立即开除党籍)。
还有个名叫修治才的人，是个被开除的北大附中学生，今天拿一个一九六〇年的出入证，混入校内，到处起哄。在张承先同志讲话之后，他还在人群中高喊：“不行，我们就是要这样的斗法!”
除了这些坏人以外，参加乱斗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本身有问题的人，怕火烧在自己身上，趁机表现自己，假装积极，抓替死鬼，乱斗乱打。政治系二年级学生(调干生)杨文良，在围攻聂元梓等大字报时是个急先锋，今天捣乱又最厉害，很多同志讲应该说理斗争不要打人，他则大喊“要坚决地打，非打不行”。另一种人还是单纯从个人出气出发，不听工作组的劝告，不顾党的政策，不顾文化大革命的整体利益。
针对上述情况，领导小组立即采取了以下紧急措施：
(一)下午一时召开各系工作组长紧急会议。分析了上午的形势，指出这次事件与运动初期所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同，坏人搞了我们一下，但坏人也暴露出来了。因此决定抓住这件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旗，教育群众，把问题交给群众讨论，辨明是非，擦亮眼睛，提高觉悟、增强革命警惕性。
(二)以系为单位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揭露今天事件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会后即分组讨论。同时还强调工作队要高举革命旗帜，坚决支持革命群众把北大文化革命进行到底。
(三)今晚十时又召开了全体师生员工大会，由张承先同志讲话，主要表示工作组要坚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同时，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并指出这种作法会被而且已被坏人利用，指出今天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号召大家务必擦亮眼镜，不要上敌人的当。并组织全体讨论。
(四)还作了一些具体规定：依靠革命的左派，组织起来，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还宣布：地、富、反、坏、右分子，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如果乱说乱动，按现行反革命论处。
通过以上措施，绝大多数群众热烈拥护工作组的主张，纷纷揭露并谴责了坏人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如工人张鼎如说：“工作组支持我们革命派，领导我们革命。但是有一小撮坏蛋却企图给工作组抹黑，把运动搞乱。我们决不答应，一定要把它顶回去。要和工作组一起，把这次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搞好。”化学系二年级许多学生，在讨论中揭发了几个假左派的活动情况。有些同学说：“坏人企图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水搅浑，转移斗争目标。我们今天就是混战了一场，上了坏人的当。”许多系的广大师生在会上就高喊口号：“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把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八日】
这份简报看上去似乎也没有问题。
综合起来看，《毛泽东传》引用的资料没有问题啊，6月18日的事件竟然有人耍流氓，肯定是错误的，必须要打击，怎么就“春秋笔法”了呢?
问题就在引用资料上。《毛泽东传》引用了部分的资料，没有引用全部资料，也就是说选择性地引用了支持其观点(结论)的资料，而不是通过全面地资料来得出观点(结论)。
《毛泽东传》“遗漏”了简报中最重要的、可以对6.18事件定性的“关键词”：
“今天发生的问题，同北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性质根本不同。......还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关键语句有两个：性质根本不同;很有可能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活动。
这两个关键语句，可以直接将6.18定性为反党、反革命。
我们看看《毛泽东传》没有引用的其他资料，但绝对会影响《毛泽东传》的结论的资料。
根据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北京大学的聂元梓所著的《聂元梓回忆录》：
【随后，就发生了“六一八事件”[3]，就是校园里一批学生冲破工作组划定的界限，自发地起来批斗所谓“牛鬼蛇神”，于六月十八日出现了乱批乱斗的混乱局面。然后，工作组出面，把“六一八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对参加当天批斗活动的学生和职工进行清查和批判。】
工作组的简报中所说的那几个耍流氓的“一小撮”坏人应该受到处理，这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工作组却“把‘六一八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对参加当天批斗活动的学生和职工进行清查和批判”，就是说，以打击“一小撮”的名义将6.18事件整体定性为反革命，将其他参加批斗的“学生和职工进行清查和批判”。
既然是“一小撮人”使坏，能代表所有参加批斗的广大师生都使坏吗?“一小撮”能代表全部吗?正如《毛泽东传》引用的资料能代表全部的资料吗?
根据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九六七年九月——十月写的《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3.9——1967.10)》：
【六月十八日
①“于无声处听惊雷”!
北京大学的革命小将终于忍不住心头的怒火，挣脱了张承先工作组的重重枷锁，又一次揭竿而起了!他们将黑帮分子一个一个从工作组安排的舒适的避风港内揪出来，拖上“斗鬼台”“斩妖台”，进行揭发、斗争，大长了无产阶级的志气，大灭了资产阶级的威风!革命师生扬眉吐气，感到从未有过的痛快!
然而，张承先却如丧考妣，乘着小汽车，派出“消防员”满园乱转，凶神般的把革命师生赶回宿舍“学习、讨论”。当天下午，张承先慌忙跑到新市委“汇报”。李XX<李雪峰，编者注>同志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诬蔑“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敌人”的“阶级报复”。并向中央汇报说:“‘六一八事件’是校内外敌人结合起来，对我们实行突然袭击……”。完全颠倒了黑白。
张承先回校后，在晚上十点钟，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当黑帮的面，甩胳膊蹬腿，破口大骂革命群众，胡说上午的事是“有目的、有步骤、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一时间，黑云压顶。革命师生的红色暴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了。全校五个校门，个个紧闭，门岗森严，纠察队昼夜巡逻。凡参加“六一八事件”的，人人检查，个个被整了黑材料。没参加的，也要检查，当时没“挺身面出”，是“阶级斗争观念不强”;各系各班大揪特揪“假左派”、“反革命”、“反党小集团”，造成严重的群众斗群众。不少同学受围攻，被斗争，有的甚至自杀。从此以后张承先建立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新秩序”，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代替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北京大学的文化大革命处于奄奄一息之中。】
读者朋友们请注意《毛泽东传》所记载的：
【二十日，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转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批语中指出：“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在工作组将北大师生定性为“反革命”之际，刘少奇的批语“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答案只有一个：全国的工作组都会效仿，也就是说都会将反对工作组的师生打成“反革命”。
根据朱元石等访谈、整理，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记载：
【(1966年——井冈山观心注)6月18日，北大的聂元梓写大字报反对八条指示，并揪斗了校领导陆平、彭珮云和著名历史学教授翦伯赞等人。工作组针对搞“打鬼台”和乱揪乱斗的现象予以制止，张承先为此写了一份简报，市委将简报上送刘少奇、邓小平，刘少奇认为工作组的做法正确，将简报批发全国。刘少奇指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
这时，清华大学的造反派蒯大富也起来了，他提出打倒XXX。一看见这个口号，李雪峰和我商量认为，这个来头大有问题，XXX是XXX、XXX，怎么能打倒呢?我们认为是有坏人跳出来了，不能置之不理，要准备拘留蒯大富。
当时，各个学校都动起来了，两军对垒，形势很紧张，这一边是中央文革支持学生造反，另一边是工作组进驻学校要控制局势。
根据这些情况，李雪峰在华北干部会议上作了有关运动的情况和抓“游鱼”的报告。李雪峰在报告中提出“抓游鱼、反干扰”的口号，说一个游鱼能掀起三个浪啊!“抓游鱼、反干扰”的时间大概有五十多天。】
根据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清华大学的蒯大富所著《清华文革五十天》：
【清华显然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已经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6月19日晚饭时，王光美在清华第一次亮相，到女生食堂与学生见面，说：少奇同志让我来看大字报。据刘才堂回忆，那天他刚贴出《为什么不能给工作组贴大字报》，正围着礼堂前大字报区转，就看见贺鹏飞(贺龙之子)、刘涛(刘少奇之女)领着王光美一边看大字报一边拍照。王光美还指着刘才堂的大字报说：这大字报给我记下来，这是谁写的?这是错误的。然后贺鹏飞拿着照相机咔咔咔一张一张地拍照。
两天以后，6月21日王光美秘密进驻清华，带着秘书住进一个独立的小院——甲所。她后来自称，从这一天起就成为“一个普通工作组员”。】
【我的批语引起工作组格外的警觉。6月22日下午，工作组通知我们，王光美要来参加我们班的讨论会。我们匆忙准备，结果却是虚晃一枪，派一位秘书来顶替，而究其原因据说是“电话听错了”。这就是所谓“电话事件”。6月23日一早，我和同班同学孟家驹、鲍长康等共十人，即十人小组，联名贴出一份三千多字的大字报(《叶林同志，这是怎么一回事?》——井冈山观心注)，直接和叶林(清华大学工作组组长——井冈山观心注)交火，也间接涉及到王光美。
......
按照统一部署，工作组开始反击了。6月24日凌晨2点左右，工作组就把一些“可靠”的同学从床上叫起，让他们赶写围攻蒯大富的大字报。
这时候贺鹏飞和刘涛他们就发挥作用了。工作组让贺鹏飞出面。贺鹏飞对我说：蒯大富你们怎么搞的，你们这样骗同学怎么行啊?他先给我扣上欺骗同学的帽子。】
【我在外面呆了两天，6月27日下午回校的。刚到清华，六个人就把我看住了，不是挟持，而是跟着我走，强行跟着我，我走到哪儿就跟到哪儿，绝对没有任何逃跑的余地。我也不在乎，你跟着就跟着吧。刚回到班上，就对我宣布：“蒯大富，今天晚上开辩论会，25号那天没开成，今天晚上开。”
27号晚间又在大礼堂开辩论会，不管实际形式是什么样的，它还是叫“辩论”。
......这场辩论会后就开始围攻我，以工化系为主、全校范围的反蒯斗争开始了。工作组每天组织人到我们班上，把我骂成“牛鬼蛇神”、“反革命”，不让你有任何讲话机会，那就纯粹是胡搅蛮缠，没有任何道理可讲了。我们工化系文革主任杨东胜同学，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的儿子，对工作组的做法有不同意见，但不被接受，而且受到排挤。不过，一开始在校内还不限制我的行动自由，当然我也没出过校门。从6月27日开始，宿舍原来的同学都调换出去了。我们宿舍就留我一个，其余六个人不睡觉，轮流盯着我。他们真不嫌累，我吃饭时跟着，睡觉跟着，洗澡也跟着，上厕所也跟着，但是不管怎样我还可以自由行动。他们不管我做什么，只管跟着，还不阻拦我。那时我就天天写大字报，贴大字报。】
【7月3日薄一波对我的当众批判显然是预谋好的。7月4号那天吃过早饭就通知我不准出屋了，说：蒯大富，今天不准出去了!除了上厕所!把我气得没办法。我的人身自由被剥夺了，贴大字报的权利也被剥夺了。
后来才知道，昨天，7月3日，刘少奇在听取了王光美和刘涛的汇报后指示：“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要把蒯大富一派搞成少数，批判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
我失去了自由。开始把我关在我们班宿舍里，后来又转到一号楼，专门给我找了间空房子。那些看我的人都是外班的，当然我都认得。他们是受命而来，一共24个人，分四个班轮流倒替，六个人一班日夜看着我。面对这种侵犯人权的严重违法行径，我当即提出抗议，继而被迫宣布绝食，同时给清华大学工作组递交了抗议信......
......7月8日，在我同意吃饭之后，开全校大会批斗我，在清华大礼堂，还是贺鹏飞他们主持的。那一次还很文明，我还能坐在那儿呢。全校大会批判了一次，然后就是系里轮流批判，至于班会批判几乎是每天不断，还有专门跑到关我的宿舍里来批斗的。大小批判会上材料也搞得非常丰富，全力刻画，包括我中学给中央写的信，都翻弄出来，档案也全给翻出来了。他们说，蒯大富，他不是现在才反动的，他是有历史的，在中学他就给党中央写信，企图把我们社会主义光明前途抹得一团漆黑，恶毒攻击三面红旗。】
【清华从六二四辩论会以后掀起一场“反蒯斗争”，一直到7月18日以后才刹车，前后大约25天。反蒯斗争，就是反对以蒯大富为首的反革命的运动。全清华上下，从大学一直到中学、小学，甚至幼儿园，都异口同声高呼：打倒蒯大富!同时在师生员工中大抓“蒯式人物”，开大会小会，连续不断地批判斗争。】
【李雪峰(北京市委改组后的新任市委书记——井冈山观心注)讲话没两天，全校的反蒯运动排山倒海就过来了。前几天批评工作组、拥护蒯大富的人突然就被打成反革命，如天崩地裂，坠入万丈深渊!就是不几天工夫，无法想象啊!心理怎么承受!根本来不及呀。有的人精神崩溃就选择了自杀。二十多天里，全校有50多人被打成“蒯派人物”，700余人受到批判斗争，发生多起自杀事件，致二人身亡，一人伤残。
比如工物系九字班就揪斗了十几位同学。物901的陈治国曾担任团支部书记，因为怀疑工作组，对我表示支持，就被撤掉班文革小组长的职务，遭到轮番批判，还过不了关。情急之下他试图摸电门自杀，幸亏同学们看得紧，未能遂愿，救了他一命。而另一位物906班的朱德义命运就悲惨了。朱德义本没有什么反对工作组的特别表现，至多是为挨批判的同学打抱不平，说了些真心话，结果被工作组抓住了。工作组抄了他的日记，发现日记上竟有怀疑王光美、刘少奇的话，这下可抓住了一条大鱼，准备好好批斗一番，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全班。朱德义想不开，喝了点酒以后就跑到校外卧轨。火车把他推开，但一条腿从大腿根处被轧断，另一只脚受伤，送入医院急救，总算保住了性命，但已成终身残废。朱德义手术出院后，参加了井冈山，在1967年4月10日批斗王光美的30万人大会上，登台作典型发言，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他的迫害。】
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谭厚兰所在的北京师范大学，也有类似的经历。根据《师劫——北京师范大学文革亲历者文集》中的《北京师范大学“文革”大事记》：
【六月六日，北京新市委派出以孙友渔(时任一机部第一副部长)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北师大，领导北师大“文革”。
......
六月二十日晨，数一(2)的高树奎、武汉等十七位同学在北饭厅贴出题为《孙友渔要把运动引向何方?》的大字报，主要内容是:工作组进校后就把校党委的干部们集中到主楼办学习班，使其与群众隔离，运动冷冷清清云云。这一大字报引发了师生们热烈的响应，跟进的大字报约有几百张。上午十时，孙友渔向全校发表“广播讲话”，指责贴大字报的学生“别有用心”，“他们的命运与牛鬼蛇神联系在一起”，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预谋活动”，“要赶工作组下台”。并强调，工作组是北京新市委派来的，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北京新市委，就是反对党中央，就是反革命。......
中午，中文系64级(2)班的王颂平、李先华同学贴出题为《孙友渔为何如此恐慌?》的大字报。
当晚，新市委指示，要“信任工作组，支持工作组，帮助工作组”。校方随即大抓“反革命”。贴大字报的师生被批判斗争，整黑材料，戴上“右派”“反党”“反革命”等大帽子，并被限制人身自由。数学系高树奎、王淑娴、物理系李庆林、历史系黄家林、中文系王颂平、王岚、天文系余成等一大批同学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受到多次批斗。许多贴工作组大字报的同学到北京新市委接待站与《红旗》杂志接待站等处上访，北京新市委接待站明确表态支持工作组，《红旗》杂志接待站则支持反工作组学生。两家态度明显不同，泾渭分明。】
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王大宾所在的北京地质学院是什么样的呢?
根据张运钧、李颖所著《昨天的记忆——北京地质学院文革往事(上)》：
【1966年6月25日
工作队开始“反干扰”和薄一波批示
午饭时间，地院广播台反复播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工业口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6月22日对北京地质学院“6·20事件”所作的批示。】
【工作队根据薄一波的批示精神，秘密开始对地院师生的政治态度进行摸底排队，把师生分成三类。把积极拥护工作队的划为第一类，这是工作队的依靠对象;把大部分中间状态的或认为可争取的划为第二类;把对工作队积极提意见、反工作队的划为第三类，这些人就是工作队认为的“右派”“游鱼”。随后，工作队分别在大饭厅召集了第一、第二类师生开会，分别由何长工、胥光义、李人林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和下一步“反干扰”的具体安排。但第三类人，是由工作队个别通知，约有二三百人在教工之家听工作队副队长边固的训话，对这些被工作队认定的“右派”，边固警告:“老老实实、低头认罪。”
地院的形势急转直下，从此开始了由工作队领导的“反干扰”的白色恐怖时期。凡是“6·20事件”的骨干分子、贴工作队大字报的、给工作队提意见的，统统是“干扰”，工作队组织对这些人进行批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并分别在院、系、班上大小会进行批判。还有内部消息:这些“右派分子”要送到沙河劳动改造。据部分班级的统计，在68个班2040名学生中，被迫检查者435人，占总人数的21%，被整理材料者125人，占总人数的6%，这其中有:朱成昭、蔡新平、田春林、周永璋、孟繁华、伏庆是、万天丰、王大宾等等。有人后来见到过从木工房地下挖出二包由工作队整理的“朱成昭材料”、“蔡新平材料”。
另外地院17级以上干部和教师中,相当多人被“反干扰”运动划为重点对象，其中有十三人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在全院受到大会批斗】
【这场由工作队领导的“反干扰”运动，一直持续到7月29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宣布撤销全国各地工作队为止，才慢慢地结束。当时，不仅是北京地质学院的文革在“反干扰”，整个北京及全国的高校文革运动都在“反干扰”。】
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在他的《韩爱晶回忆录》记述：
【6月8日，学校通知，欢迎国防科委工作组进驻北航。组长赵如璋......】
【从29日开始，工作组召开各系文革代表大会，采取组织措施，清除异己。石兴国、韩爱晶等一大批不赞成工作组做法的班文革组长被罢免。】
【1966年7月1日，面对党的生日，一批热爱共产党的同学被逼承认反党。有人向党请罪，有的同学精神濒临崩溃，有位同学跪在主楼毛主席像前久久不起。汽车组工人贾树清、陈文顺想自杀。有位同学在铁路边徘徊，被一位好心的小学老师劝回……。】
【7月12日，新北京市委向中央写了一个《北京市文教系统文化大革命运动汇报要点》;7月13日，北京市文教系统文革大学组根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等24所高校的初步排队统计，在24校教职工和学生总数99323人中，有31877人被划为左派，占总人数的32%;57235人被划为中间派，占总人数的57.6%;10211人被划为右派，占总人数的10.3%，竟超过了当时中央一再强调的“阶级敌人不超过总人数5%”这一比例!
我们被蒙在鼓里。工作组对提不同意见师生们的迫害，并没有随赵如璋的工作总结而结束，北航有400多名师生员工划为四类，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还有一大批被划为三类的，就是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后来听说，北京市已经在西山准备了劳改农场，打算在运动后期处理我们这些人。是残酷迫害逼得群众起来造反，批判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地质学院是红卫兵五大领袖诞生地，这五所高校反对工作组的师生的遭遇在全国极具代表性。
根据《戚本禹回忆录》：
【在6月20日的中央文件发出以后，各学校工作组就有了尚方宝剑，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批斗学生和群种的高潮。在这前后五十多天的时间里，大批学生、群众被工作组打成了“右派”、“反动学生”和“反革命分子”。北京、陕西、江苏、湖北等地，数以千计的学生和教职员工被工作组揪斗和关押，甚至遭到逮捕。在批斗的时候还给他们戴上了高帽子。各地发生的跳楼、跳井、卧轨、上吊的事件接连不断，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陷入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我们中央文革小组不断在简报中向中央反映，各地有多少学生被斗，这个省抓了多少人，那个省又抓了多少人。还不断有学生自杀的消息传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安交大、湖北大学都发生了学生自杀的事件，也有工人自杀的。派去北京地质学院了解情况的同志来汇报说，地质学院的工作组把一些学生和群众关押在一个曾经存放过放射性物质同位素的地下室里。我一听，赶紧带人跑去看，结果我们的车到了校门口，门卫不让我们进去。说是为了防止学生串联，工作组不让任何人随便进出学校。我拿着《光明日报》记者证给他们看，他们说如果你是党报的记者，那还可以。《光明日报》不是党报，不行。于是我就只好回去再换上《人民日报》的记者证，这才让我进去。进去一看，里面的学生被斗得很惨。他们都不敢见记者了。你一见记者，工作组就要来追查你给记者讲了什么。但我们总算把工作组将一些学生关在原来存有放射性物质的地下室里的这件事查清楚了，确有其事。】
刘少奇在1966年10月23日在中央做了检讨，其中就提到了“六一八事件”。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摘录该检讨：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刘少奇
1966.10.23
同志们:
我坚决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的指示，同意陈伯达同志的讲话。我看了各小组会的大部分简报，了解到一些地方和中央的一些部门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程度不同地犯了错误，许多同志都进行了检讨，这使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这同我在前一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是有关系的。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担。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议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
例如:
向北京各大学，中学派了许多工作组，并要中央各部委和共青团中央支援新市委一些工作人员作为工作组的成员。当时，中央各部委、共青团中央都很积极，抽出了大批干部，并由全国各地抽调来一些干部，作为工作组成员由新市委介绍到各学校。此外，中央某些部委还向一些机关派了工作组。
一开始就订出了一些限制群众革命行动的办法，如不让群众上街游行，不让把大字报贴到马路上去，要内外有别，等等。
批发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到各地党委，认为北大工作组六月十八日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由此，就在事实上支持了北大工作组的一些错误作法，把革命师生群众的革命行动，说成是反革命事件，这就给全国定了一种基调。
批发了一些中央局报送中央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报告和讨论纪要等，在这些文件中也有一些错误，也发生了一些不好影响。
在北京许多学校进行所谓“排除干扰”的斗争，由此，就在许多学校工作组的领导下发生了学生斗学生的现象，发生了限制人身自由及其他非法作法，围攻了革命派，压制了不同意见，甚至将一些学生定为“反革命分子”，“右派”或“假左派”等。这样，就在不少学校造成一种恐怖气氛，这种恐怖气氛是反动的，白色的恐怖气氛。我过问过的，王光美同志参加过的清华大学前一段文化革命运动中所犯的错误，是这一错误路线的典型例子。我曾联系过的师大一附中，也进行过“排除干扰”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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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些材料都看完，读者朋友们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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