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民究竟能不能共和？（一）

　　人和民究竟能不能共和?在时下的中国，这真是天大的问题。

　　纵观中国5000余年的历史，人和民从来就没有共和过，也不可能共和;在我眼中唯一的例外，只是在1949年——1976年这短得不能再短的时段内，由毛泽东领导的人民队伍进行了人类最大胆的实验，暂时实现了人和民的共和。为了促进并保持这一来之不易的局面，也为了告诫广大干部、党员和群众，毛泽东还在中南海新华门的影壁上题下五个鎏金的大字，为人民服务。

　　记住，是“为人民服务”。不是“为人服务”，也不是“为民服务”，不是。

　　要为人民服务，政府首先就得实现人和民的共和;否则，就是假惺惺的为民服务，而实际上是为人服务，最终就是，民为人服务。

　　民为人服务，的确是历史惯例。我们看看“民”这个字，老祖宗发明它绝不是偶然的。民字上部是一只眼睛，下面有一把锥子，意为刺瞎一只眼。在远古时代，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时，一旦俘虏了对方的青壮年，最开始是杀掉解恨，后来发现这些劳力可以留下干苦活儿，甚至可以转化为自己的“军队”，为了防止他们逃跑或起异心，就统一刺瞎他们一只眼，使他们行动不便，易于识别，更重要的，是摧垮他们的心理防线，让他们成为死心塌地的奴隶，也就是“民”。

        一个俘虏，为了活命，与胜利者达成“共识”，甘愿刺瞎自己一只眼，而成为民。这需要经受多大的肉体痛苦和精神屈辱，我们今天难以想象，但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并且从那时起，人类被分成了两部分，胜利者和失败者，即人和民。“人”为了维持自己的成果和地位，需要不断强化与“民”之间的生理和心理落差，强化二者之间的物质和精神落差，最终固化人与民的关系，形成“天然合理性”。

　　因此，“人”渐渐演变为统治阶级的代称，他们权倾一方，信马由缰，金口玉言，锦衣玉食，依附于他们的裙带、官宦、士绅阶层也算做“人”的范畴，似乎一切美好的词汇都加在了人的前面，如圣人、仙人、贤人、官人、美人等等。与此相反，“人” 以外的族群，都是“民”;他们衣食无着、饱受盘剥，忍气吞声，劳苦奔波，“民”前面囊括了你能想象得到的苦难性词汇，如贱民、流民、暴民、草民、刁民、灾民等等，因为他们都像瞎了一只眼的奴隶，无足轻重，无关痛痒。几年前，深圳一位喝高了的官员在饭店里狂吼，你们算个屁!就是这种思维的延续;而网络美分与五毛迅速跟进，把民与气体排泄物挂钩，推广成网络口语“屁民”，他们最近又发明了“屌丝”，这些都在进一步的、有目的的扩大社会潜意识里“人与民”的地位落差。

　　孔丘原来就是一个“民”，他萌发了众生平等的大愿，带着弟子周游列国，苦口婆心地劝说统治者自我约束，把权力关进笼子，结果被那些“人”就像打发叫花子一样呼来喝去，自己郁郁而终也没成为“人”。不过他的弟子们学乖了，编了一本《论语》，还在书的前几页特别加进去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他们知道“人”都是不喜欢读书的，读书也只读前十页，用这句话驯化奴隶再好不过，奴隶只要干活儿就行，为什么要干，为谁而干，就不用瞎想了;用现阶段一些公知、大V们的话说，就是不要以“吃地沟油的命”，去“操中南海的心”。显然，孔丘这句话起到了敲门砖的作用，“人” 们对他终于释然了，接受了;他们发现，用民的内涵去刺瞎百姓的精神，比用锥子刺瞎眼睛效果好得多，还显得文明。因此孔丘不但升格为孔子，还成为历代王朝追崇的圣人，专门驯化“民”的圣人。

　　然而，人与民之间的落差从来没有因为“人的内疚”而缩小，也不会因为“民的感恩”而减速，这种落差会毫无悬念地走向极致，直到有一批民愤怒的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崩溃。那时，民普遍不认同与人的固定关系，他们要转而为人。这是他们的动力，也是他们的局限。因为，他们流遍了郊原血换来的成为新主人的结果，是建立在有更多的新民和旧民混杂的群体上的。几千年来，简单的轮回，周而复始的流血，始终没有谁认真考虑过“人与民”的源代码出了什么问题，也就无人能阻挡在沉默中突然迸发的暴动，和与之相应的朝代更替。

　　孙中山是思考过的，他要以“民族、民权、民生”三个主义撑起理想，建立中华民国。理想热烈而奔放，现实却冰冷刺骨。他要反帝，却不得不借用帝国主义的金钱;他要反封建，却不得不依赖军阀和地主的支持;他要耕者有其田，却不知怎样才能让农民得其田，最后他发现理想的风帆竟然拴在了西方资本的大船上，而全体国民将变成不折不扣的金元奴隶。虽然孙有所醒悟，后期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但本质上，他仍将农工当做“民”，当做需要“人”来教化和扶助的对象。中华民国，一语成谶，一个被西方资本刺瞎了眼的奴隶国家——蒋介石后来的所作所为，乃至逃台残喘，无不反复应证了这一定论。

　　人与民的源代码，毛泽东也在反复思考。1945年7月，毛泽东邀请黄炎培等人到延安窑洞里作客。毛问黄考察延安的感想，黄以“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概而论之，并直言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言外之意，中国共产党能跳出这个周期律吗?毛泽东当即非常自信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只要留意一下毛泽东许多年的讲话就会发现，他很少无缘无故地谈论民主，他说的最多的是人民民主。因为，民，瞎了眼的奴隶，尤其是精神残疾的奴隶，永远都做不了主。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顽疾，已经将“民”深深地固化在数万万劳苦大众的脑海中，一朝驱除?谈何容易!他只能不断地把民和人捆绑在一起，强化大众的平等意识，即人民意识。一个烧炭的警卫战士张思德牺牲了，他亲临会场讲话，“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这样反反复复强调为人民服务，其实毛是想说，我们的队伍中就不应该有民，大家都是平等的人；民是还没觉悟的人，从民到人的过程就是觉悟的过程，就是解放全中国劳苦大众的过程，更是真正解放心灵的过程。“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人人都觉悟了，中国就是东方的佛国净土。那样才能超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跳出黄炎培所谓的周期律。

　　是的，毛泽东不但渡己，还要渡人，更要渡天下黎民百姓。1949年进京时，他说“我们这是去赶考”，“万里长征才开始了第一步”，同行者中，有几人能想到毛说的这一步是着手建立东方佛国的第一步呢?毛很清楚，那时的中国已经摒弃了“中华民国”，但是，也不可能一步达到“中华人国”，所以取其折中，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的核心是人与民共和，人与民共和的核心是民逐渐转变为人，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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