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中期至今，大概只看过四、五次春晚;今年2月18日算是第六次遭遇春晚。跟着家人一起看，除了那段“民间有高手”的歌唱节目调动了一下电视机前几位的情绪以外，基本的感觉是，小品没笑点，歌舞缺气场，从一个失望走向另一个失望。不过，家人也肯定地告知：春晚就那样。言下之意，别太认真。
但是，“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没有来自女权主义者的认真和第一时间的批评，就不会引发关于春晚节目中性别歧视问题的争论——被批评的那些节目存在性别盲视和歧视是不争的事实。
女权主义者们的认真，反衬出央视的不认真(亦或是一种只顾头不顾尾的认真?)：泛滥于当下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性别歧视(以及其它歧视)，居然被当作可以提炼成全球华人共同欣赏的笑点，却不料，笑点成了焦点。
不过，辩证地想来，这也不期然“引蛇出洞”，有了比女权主义者更多的声音加入这场由春晚引发的“焦点争论”：算不算性别歧视?是不是女权主义者没事找事?娱乐而已何必小题大作?反映出哪些更大的性别政治问题? 等等。
上面短短四段，“性别”二字打了主唱;女权主义者的批判用语里，“性别”也基本打主唱。确实，如今相对“妇女”二字，人们似乎更愿意更习惯使用“性别”二字。在当代中国女性主义学术的发展过程中，这个原来的“表格用词”(性别：男;性别：女)经由引进的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悄然无声地代替了“妇女”二字，并被成功推广。
问题是，自1980年代初至今，在经历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引进和热烈传播，包括关于英语feminism应该译为“女性主义”还是“女权主义”的争论，以及“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概念的相对普及等等的同时，中国社会在性别不平等和性别歧视诸多方面却出现了很大程度上的倒退。一些被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梳理和批判的观念，诸如认为“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取决于男女生理不同从而是“自然而然”的;“男人养家，女人回家”;女性的“身体”成为消费对象;“仇女”(misogyny) 心态和现象，等，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不仅没有被广泛质疑，反而基本毫无阻挡地成为了中国社会的主流现象。
为什么一方面女性主义理论大举进入中国，另一方面这些理论却未能阻止性别歧视的蔓延和女性独立意识的削弱?为什么如今只有女权主义者才是批判性别歧视的专业户?中国曾经的妇女解放运动精神以及男女平等的理念和实践都“去哪儿了”?
首先，“改革开放”伊始的1980年代初期，知识界政治话语和政治实践中率先“去”掉的就是对妇女解放传统及其政策方针的支持，和对男女平等意识和行为准则的认同。强调男女平等，不歧视妇女，妇女能顶半边天等等，也不再是国家政治的“政治正确”话语和实践。在社会层面上，已经基本绝迹的妓女现象和拐卖妇女儿童现象开始重新出现。在文化层面上，很多回到社会中心并掌握话语权的文化精英们，开始哀叹所谓“阴盛阳衰”，抱怨“妇女”二字过于政治，抱怨女人没有“女人味”，开始呼唤女人回厨房，开始寻找“男子汉”，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引领着“去妇女解放”的话语，并直接反映在80年代的“文化热”当中。
与“五四”时期不同，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没有了男女知识分子争取妇女解放的共同体(尽管“五四”的共同体并不尽人意)。当“新启蒙”把革命过程中和革命后出现的问题和失败直接归结为封建传统时，不但无法处理妇女解放的成功和成果，反而在质疑革命的同时，否定妇女解放的历史和现实重要性。在文学叙述里，“男性”作为个体的回归，更是通过“性别焦虑”的传递把革命叙述为对“男人”的压抑。而女性精英们也开始强调革命对“女性特质”的压抑。“男女不一样”开始赢得人心。 (尽管妇女解放带来的女性社会地位的改变，以及男女平等这样的理念仍然难以全面抹去)。
其次，也是八十年代，西方研究中国妇女问题的学者开始进入中国，在观察到社会主义时期妇女解放的不足之处以后，便从西方女性主义角度予以批评，重点大多落在妇女的“双重劳动”(既要在外工作，又要回家从事家务);“男女平等”其实是“男女一样”，所以缺少对“女性特征”的关照;妇女仍然缺乏“性别意识”，男人和女人仍然认为男女之别来自自然;农村中仍然广泛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思想和习俗，等等等等。
这些批评都没错。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批评没有建立在充分肯定、接受、和坚持中国革命和妇女解放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基础上。有些批评甚至把妇女解放，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简单描述为国家的实用主义行为：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而已。所有这些批评开始在中国传播，成为西方女性主义解释中国妇女问题的“经典”和权威，至今不绝于耳。
其三，在把妇女解放如“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的同时，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被引入中国，其中不少流派为中国学者提供了新的概念和视角(比如“社会性别”这个概念)。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些理论的引入，尽管武装了部分学者的头脑，但学术化倾向始终解决不了她们面对的难题：一方面，在理论层面上，如何把握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自身产生的历史语境，以及各种流派自身的局限性，如何超越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更全方位地认识和分析中国的妇女和性别问题。另一方面，如何理论联系实际;如何让更多的人既充分肯定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并坚持其成果，又充分面对改革开放“新时期”产生的新问题，并在政策、理念、和经济社会文化各个层面形成社会力量，坚持男女平等的理念和实践。
其四，在“去妇女解放”和“引进西方女性主义”的同时，资本的逻辑以“市场改革”的名义渗入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日常生活;消费资本主义文化更是在失去性别政治正确话语的社会里，不仅影响而且引领性别意识，性别关系，和性别政治的变化;在强化物欲的同时，把政治经济层面和阶级层面上的性别关系和问题转现为女人(或者男人)个体或自身的问题，或美化追捧或丑化嘲笑。这些，只要打开电视，或在报摊上随便买份杂志，或者上网稍微刷几屏，立马就让人产生一种充斥感。至于无论美化追捧还是丑化嘲笑的内容及其问题，细读一下一些女权主义者对今年春晚的解读，便可管中窥豹。
总之，在这几“去”几“进”的过程中，性别关系随着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也作为这些关系的“症状”以日常生活的形态存在着，基本无人可以例外于这些关系而存在。
行文至此，想起不久前电视上看到的两个广告。一个，让两个白人女性着装“撞车”，其中那位符合当今“美女标准”的“高瘦白”女性，不屑地看了几眼面前那位胖胖的女性，高傲地转身走开，广告词便说，还好她有一种(瘦身)药。另一个，作为一个美白产品的代言人，演员孙俪，面对镜头，背了这么两三句广告词：“女人多是贪心的，一般的白不能满足我们。。。 ”
这是我在国内看到的最没有底线的两个广告： 前者强化女性/女性之间的歧视，只为兜售不知对女性身体是否有害的产品。后者，即使在美国，也很难想象商家会在广告词里直截了当地宣布：women are often greedy;哪个女人有资格代表所有的女人，甚至还说她们多贪心?这当然是因为商家会担心政治不正确而被人抵制他们的产品。但至少说明这样的“担心”有一定的大众基础。
而当今中国性别政治的底线，在无人可以例外的社会关系条件下，却只能依靠少数学院和非学院派女权主义者的抗议来托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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