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几日的雾霾，望着灰沉沉的天空，越发认识到“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卓见;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今天最发展的地区一定是明日最悲惨的地区。在雾霾中看世界，虽然可能看不真切，但总比闭上眼睛幻想明亮的蓝天白云要好一些。
1
中国设立了防空识别区(ADIZ)，美国人的轰炸机随后就不客气地飞了进来。很多人奚落嘲笑中国的应对，但设仍比不设好，也不应苛求过甚。对中国的防空识别区反应最激烈的就是日本。现在差不多可以断言，日本将再次成为本地区的乱源。新成立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所谓四大臣体制)，其执行机构“国家安全保障局”的局长，已确定由安倍的“大脑”，对中国施展“合纵”之策的谷内正太郎担任(关于谷内及其师若泉敬的介绍，可参阅拙文《萧瑟秋风吹东亚》)。该局还设置了所谓的“中国—北朝鲜”部门，完全回到了把中国、朝鲜作为“亚细亚之恶友”(福泽谕吉语)对待的时代。
安倍的另一招，《特别秘密保护法》的制定，遇到了相对较大的抗议，但预计这样的抗议不会取得“废案”的结果——最多会对法案做些微调，甚至只是由安倍向“国民”解释一番法案的“真意”就敷衍过去——对该法案的反对规模在近年来的日本政治现状下也算“壮观”，但与1960年的安保斗争及稍后的左翼学生运动时期相比，几乎不可同日而语。能阻止或放纵安倍的不是“民主国家”的“国民”，而是安倍的靠山美国。美国人把安倍的外祖父作为甲级战犯投入监狱，之后又放他出来做了日本首相，予取予夺;被右翼看成“救国宰相”的安倍晋三又岂能不明此理?
2
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生了十几年来最大的一次党内斗争——上一次要追溯到著名的黄承烨事件。对张成泽的失势有着多种分析，但比较统一的观点是金正恩体制进入到了完成时;而金正恩在党内斗争中所表现出的风格，相比父亲金正日，更接近祖父金日成。
张成泽的主要罪行是从事“反党反革命宗派活动”，属于最为严厉的指控。自从1918年在俄国远东地区出现最早的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宗派斗争与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几乎形成了如影随形的关系，直到“金日成体制”这剂“猛药”将这一“痼疾”“治愈”为止;所以，即使是张成泽也不能触犯“宗派活动”的天条。
张成泽被看作是与中国关系密切的人物，对他的清除被某些分析比作1956年“八月宗派事件”的现代翻版;而实际上，《劳动新闻》的社论也把此次的事件与“八月宗派事件”相提并论，虽然没有出现“事大主义”的指控，但“廉价出售宝贵的国家资源的卖国行为”亦并非毫无指向。张成泽还被认为是朝鲜劳动党内倾向“改革开放”和“中国模式”的代表人物，他的失势据说会再次影响到朝鲜的“改革开放”前途。不过，张成泽在经济方面的主要罪状是违背了朝鲜的自力更生原则(“使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总书记关于发展主体铁、主体化肥、主体维纶工业的遗训无法落实。”)以及无视内阁中心制的越权行为。他失势之后，以朴奉珠为总理的内阁将全面指导经济工作，朝鲜的并举路线与重视民生的方向未必会有大的改变。而且，当我看着雾霾中的我国风景时，不禁有些疑惑：朝鲜真的大举“改革开放”起来，难道会更好?几乎可以确定，伴随着可能的经济增长同时到来的一定是干部大规模腐败、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愿朴的民风迅速堕落、严重的两极分化、医疗教育等社会主义福利破坏殆尽、国际资本新的廉价劳动力天堂、童工出没的血汗工厂......
如果必须要选择，那比起一个只有人民币或美元的“主体思想”，我宁愿选择一个至少与人相关的“主体思想”。
3
乌戈•查韦斯去世后，中国的主流媒体大概已经把委内瑞拉忘到了九霄云外。这也很自然，除非是发生了实在了不得的天灾人祸，中国的主流媒体一般是不会把包括拉丁美洲在内的第三世界置于视野之中的。
4月时一个不到2%的微小胜利，给了委内瑞拉反对派推翻玻利瓦尔革命的野心。在一连串的暴力袭击后，接踵而至的是“经济战争”：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操纵黑市、制造恐慌，再加上统一社会主义党内部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作风，反对派试图在委内瑞拉制造“智利形势”的战略看来取得了成效，局面一度非常险恶。在这种危难时刻，作为查韦斯指定接班人的马杜罗总统，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反腐败和打击“经济战争”的法令，双方的较量直指12月8日关系重大的委内瑞拉市政选举(8-D)。选举前，著名的左翼学者同时也是拉美问题专家的詹姆斯•彼得拉斯预测，这次选举将是一个非常紧张的选举，结果很可能会打成一个平手。现在看来，彼得拉斯似乎过于谨慎了。
最终，委内瑞拉统一社会主义党及其盟友(委内瑞拉共产党等左翼爱国力量)在12月8日的选举中一共赢得了337个直辖市中的255个，是反对派联盟的3倍以上。
由查韦斯开创的玻利瓦尔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前行。
4
纳尔逊•曼德拉逝世了，“全世界都沉浸在悲痛之中。”
不，不是的。起码于我而言，年初查韦斯的离去令人悲痛得多。
与查韦斯、金正日逝世时有人敲锣打鼓放鞭炮不同，对于曼德拉的逝世，出现了从左到右一致哀悼的场面。
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
许多左派所讨厌的孔夫子的话，不少还是有道理的。
之所以能出现左右一致哀悼曼德拉的情况，至少说明了两点：
第一，这个曼德拉已经经过了“卫生消毒”，从而“无害”了——“无害”到奥巴马先生可以与劳尔•卡斯特罗同志握手的程度;
第二，人们纪念的并不是同一个曼德拉。
有人纪念的是一个反对种族主义，从事武装斗争，坐穿牢底，获得过“列宁和平奖”和“克里斯•哈尼和平奖”(以1993年被极右分子暗杀的南非共产党领袖的名字命名)，作为革命家的曼德拉;有人纪念的是一个以德抱怨，慈悲为怀，非暴力、放弃了“激进的乌托邦思想”，遵守资本主义的“民主规则”，类似特蕾莎修女式的曼德拉。
当然，这“两个”曼德拉都是真的。
很显然，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封闭了曼德拉和非国大在1994年后选择非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南非左翼学者海因•马雷在《南非：变革的局限性——过渡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指出：“1994年选举后不久，一种信念就开始明确了，即——在1989年以后的世界里，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满足国内以及极重要的国际资本，已变得不可避免。纳尔逊•曼德拉不久就向投资者保证，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经济政策中不会留下‘任何关于像国有化那样的东西’，并且已经清除了‘我们与米兰的足球俱乐部理论的联系’。”于是，“非洲人国民大会已经被融入一张为白人特权者并(首先是)为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而设计的机构关系、体制和实践的网络之中。”曼德拉在1995年毫不妥协地将工人罢工称为“无政府主义和混乱”。
指出这些并不是要否定曼德拉。“曼德拉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帮助南非驶离灾难的边缘(笔者注：指1990—1994年“过渡时期”南非的大规模暴力形势)，而且他留出了一块喘息的空间，以平息脉搏，克制仇恨并再造亲密关系。曼德拉所达到的巨大权威和神话式的境界使他得以‘浮游于政治之上’(以戴高乐的方式)，多数时间不受他的党的实际政治以及跟随者们所需要的建立权力基础和玩弄交换的花招的障碍......随着曼德拉的离位，南非就从一个独特的插曲中出来，从政治家的时代进入了政客的时代，从依赖领导人的个人魅力到更传统方式的政治活动，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阴谋、冲突、易变和矛盾。”与流行的叙述不同，曼德拉不恋栈权力的高尚行为，反而提前了权力蜕化的过程。
种族隔离时代，革命者曾将足球场当做秘密集会的地点，因为白人喜爱的是橄榄球。2010年，世界杯足球赛在南非举办，而当年在足球场内怀抱着推翻种族隔离制度，建立一个更平等世界理想的革命者们是否意识到，白人的种族隔离制度不存在了，但今天的南非离平等却更遥远了。我们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的隔离制度比白人种族主义的隔离制度残酷百倍。
雾霾稍退，云丛间现出一缕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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